近期，四川省住建厅、人社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尊重超龄农民工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要，切实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纠正“一刀切”清退超龄农民工做法。已发布“清退令”的地方，要尽快调整政策执行方式，指导企业根据超龄农民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作业岗位。

在此前的6月份，安徽省住建厅也下发通知，提出建筑行业清退超龄农民工要避免一刀切，要求各地实行柔性用工管理，分岗位确定用工年龄，对超龄工人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加强安全教育。

在多地强力推进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清退超龄农民工的背景下，安徽、四川的做法体现了更多精细和人性化的管理思路。

农民工年龄大了，体能下降，反应也开始迟钝，不适宜继续从事高风险、高强度劳动，这符合《劳动法》确定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而实名制管理的政策初衷，也是出于防控施工风险以及保障农民工生命安全的考虑。

不过，从现实来看，清退超龄农民工，也应从行业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式的清退。只以年龄划线清退，可能会把建筑方的用工需求和部分老年人的就业需求都给堵住了。

一者，农民工老龄化日益严重，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包括建筑工地在内的多个行业均缺工严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披露，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而2016年这个数据为19.1％，逐年增高趋势非常明显。在接下来的10年，将陆续有7540万名农民工达到60岁以上。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选择灵活就业，而不愿到工地打工。

再者，一些超龄的农民工身体情况尚好，也有继续工作的意愿。这些大半辈子都辗转在各个工地的建筑工人，对于工序流程也更熟悉，相互间配合默契。尽管工地作业存在一定的施工风险，但并非所有工种、岗位都是如此。

特别是，对于广大缺乏保障的农民工而言，只有继续劳动才会有持续性收入。那种认为农民工就该像城里人一样只要年满60岁就退休安享晚年的想法，虽出发点是好的，但尚不符合眼下的实际。

这就不免涉及到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当下，我国有农民工近3亿人，截至2020年6月，仅有近6375万人参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仅为22%。其中，高龄、超龄农民工社保参与率更低。绝大多数人属于“干一天才有一天收入”的状况。而如果在老家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又普遍面临拿到的“退休金”较低，很难维持晚年生活所需的窘境。

这就导致，很多人年老之后，为了生存，要么回到农村种地，要么留在城里继续打工。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人惊叹，在城市公园里清理杂草的老人，每天工作10小时，只能挣到80块钱。殊不知，能够从事园林这种劳动强度较低、工资按时支付的工作，已经是老年农民工的不错选择了。

这也提醒我们，保护超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既要关注眼前的务工风险，也要看长远的制度设计；既要考虑满足用工单位的需求，也要考虑劳动者自身的意愿。在养老焦虑下，有关各方应该做好养老保险异地统筹，扩大工伤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更多农民工老有所依。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任何“一刀切”清退的做法，都是短视的。如何让农民工群体有一个良性的退出机制，安然退休、体面养老，关系到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关系到城市建设、中国制造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