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爱情小说的演变与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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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爱情小说的演变与历史特征

时间：2010年5月16日 20:01，浏览次数：9606

■ 作者：新田县高山学区郑美林

[内容提要] 爱情小说是个不老的文学题材，当代作家们用他们的眼光与笔触述说了不同年代的社会现象与观念变迁。我们想要分析论述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与时代特征。时代在变，作者们的认识也在变，创作的方法与技巧也在创新，研究是不会有最终定论的，但是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爱情小说历史特征演变趋向

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它的历史特征，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综观当代爱情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痕迹。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篇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对“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到８０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爱情文学虽采用了永恒性的论题，却都有“当下品格”。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反映人民心声，应和时代要求，于是成为持久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范例。作者们关注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生活潮流。每一时代的婚恋，都打着该时代鲜明的烙印，也一定会反映出当时典型的社会心理。

6０年以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不断在转移。在主人公择偶时，重视政治立场的一致演变到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再演变到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余永泽与江华，因政治立场的相同或歧异，实现感情上的结合、分离与重组。到了韦君宜的《洗礼》，作家们注重的已经是思想观念的一致。当王辉凡盲从上司、官气日重、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刘丽文愤然离去。王辉凡经过“文革”那政治风浪的洗礼后，反思了自己只对上级负责、只想保住官位的生活态度，恢复了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精神联系，刘丽文又回到他身边，他们复婚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女方一心求闻达，男方却只想做个平凡而散淡的人，有一个充实、有益的人生。二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只好分道扬镳。再往后，作家们把思想焦点转向了男女双方的心理相容性。《何处是港湾》中，追求者李来来太重视恋人是否已失贞，这使华晓妮对他总有抵触心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达第看到丈夫田根才在其他女性面前的“馋样儿”，内心极为轻蔑，不肯与他同床。可见在爱情小说家心中，“心理相容性”的价值日重。

７０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了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性爱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无梦谷》和《情爱画廊》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者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性爱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如：人们不再张扬“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古典性爱观，《小仙女》、《不系之舟》、《浪漫注解》等作品中，都不追求“天长地久”，亦不渴望“长相厮守”，他们只看重“曾经拥有”，只欣赏“潇洒走一回”和“过一把瘾”的洒脱态度。对爱情期待值不大，评价也不高。

当代爱情小说由集中表现作家们的共性，发展到突出显示每一人的个性。在《月食》、《墓场与鲜花》、《三生石》、《土壤》、《天云山传奇》、《土牢情话》等一大批作品中，表现出对“四人帮”共同性的愤慨，对左倾专制一致性的批判。而在《未亡人》、《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银杏树》、《心祭》、《枫林晚》、《井》等同样也是一大批的作品中，同一性地表现出反封建的思想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或“精神权威的学舌者”，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他们也确实夺得了自我独享的话语权。他们于是标新立异，甚至搞异端邪说。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因而很有迷惑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有旁门左道之嫌！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极力求异。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有意避免当“时代的传声筒”或“人民的代言人”。不愿人云亦云，不愿按早已成为公理的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演绎故事情节。为了避免重复和雷同，为了免当应声虫，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总之，新生代以“边缘化的立场”、“私人式的写作”，显示“私语化的倾向”，得出的，当然也就是享有专利权的结论，可以说是“个性化”到家了。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

爱情小说的创作，由“模式化”在向“非模式化”变迁。“模式化”之一：“新人新事新风尚”。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有高涨的政治热情和趋前的思想觉悟。“模式”之二：“左倾权势棒打鸳鸯→忠贞坚守矢志不渝→平反昭雪破镜重圆”。主人公们都历尽磨难而忠贞不渝。就某篇作品的个案价值来说，它也许与生活中的个别事例相吻合，就爱情小说整个的作品系列而言，却违背了大多数婚恋的实情。我们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该将目光限定于某个作品的“单篇值”，而忽略了该类作品的“总体值”。 “模式”之三，是观音菩萨式的女性博爱者，打救男性落魄者。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同情弱者，救人急难”的传统美德，她们富绰有余的，是那观音菩萨般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她们因而被看作人民母亲的化身。“模式”之四：是改革大潮初起时，那滥觞一时的“改革恋爱”模式。这种雷同的模式，固然令人厌倦，但“陷入困境的改革家得到痴情女子的热心辅佐”，方获取“改革”与“恋爱”双喜临门的美满结局。“模式”之五，“个人罗曼史与社会变迁史的耦合”，两个不同的体系因密切的相关性，在运动发展中互相干予、互相牵制。我国解放6０年来政治风波之多，是世所罕见的；中国人的婚恋受政局影响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政局变动往往是人物命运的内在动因。这种“耦合”现象，在《张铁匠的罗曼史》、《在水煎包子铺里》、《抱玉岩》等小说得到了再现。中国人，原本习惯了按限定的框架去思想、在祖传的桎梏中用情、按统一的口径表态。写出的作品，当然是模式化、甚至公式化的。改革开放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松动、越来越活泛、越来越趋新求异，这种自发的趋向性，使文体模式，不知不觉地消弥了。

爱情的类型呈现理想化→世俗化→商业化的嬗变趋势。《归宿》中，陈慧芳无怨无悔地等待杨剑平２２年；《土壤》中，辛启明心中时时刻刻装着黎珍，再容不下别的女人；《墓场与鲜花》中，朱少琳不惧生活困苦与政治迫害，千里跋涉来到陈坚身边，与他同甘共苦；……这种理想化的爱情，能克服所有艰难险阻、粉碎一切阴谋诡计、不惧任何外界压力、顶住全部煽动诱惑。这种爱情，具有政治上的抗争性和道德上的示范性。主人公的人格，给人以力学上的崇高感。爱情的“世俗化”意味着它失去了对于客观现实的超越性。在《浪漫注解》中，作者潘向黎转述男主人公的恋爱态度：“要了解对方，要让对方了解自己，要沟通，要表现，要揣摩，要竞争，……恋爱是件累人的事，他没有这份斗志了。”高潮（《不麻烦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也声称：他要的是“不麻烦的爱情”。当代爱情的身历者，缺乏爱情本有的冲动性与爆发力。他敲门，不见通常的回应，他连敲大点声的火气都没有，当即抽身而去（《不麻烦的爱情》）；他在电话中约你会面，你不答应，他连“为什么”都不问一声，就无所谓地放下电话（《绝非偶然》中何丽英所说）。正如麦星（《绝非偶然》）所说，在爱情问题上，“中国的男士大多知难而退”。由于没有足够的激情点燃动力机制，当代都市人谈恋爱都打不起精神来，无力追求异性伴侣。于是，恋爱过程，那最有热情、最富诗意的一段人生旅程，被认为是一套太麻烦的手续。世俗化的爱情，有很多附加条件，爱情已掺了假，掺进了俗欲、杂质和邪念，不再是纯洁而又真诚的了。世俗化的爱情，往往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变成了权衡利弊、运筹心机。在池莉的《不谈爱情》中，为了将庄建非这“最佳未婚夫”牢牢抓住，给本家族带来实利和荣耀，“吉玲全家进行了几轮磋商”，深思熟虑地制定策略，每人都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有意制造假象来迷惑庄建非。婚恋竟包藏着这样多的谋略和心计，这样促成的婚姻，即便不能说是“爱情骗局”，至少也是令上当者难以拔出脚的“爱情泥沼”。这样促成的家庭，婚后感情自然会降温，或因一再的口角、冷战而导致情感的冷漠状、麻木态。夫妻之间，也就是一对生活搭档而已。“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地鸡毛》中，不就因为一块放馊了的豆腐而争吵不休吗？好在这类夫妻肯将就、能凑合，勉强维持着这索然寡味的家庭生活，造成中国婚姻“低质量，高稳定”的状态。上述爱情可称为“准爱情”、“俗爱情”。总之是不够尺度的爱、不曾达标的爱、不上档次的爱。这类爱情小说，显示出“规避崇高，认同世俗”的共同倾向。最后该论及爱情的“商业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田根才无意间得知了达弟那显赫的家庭门第，却假做不知，似乎完全是为达弟个人的魅力所打动，热烈地献起殷勤来，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情戏。在《把艾仁还我》中，当代都市人似乎是做假做惯了，连情感也本能地做假。那艾仁，明明厌恶女人，却下意识地讨好她们，滔滔不绝地向她们的耳中灌入甜言蜜语。《错觉》中冒充商品推销员、水暖修理工的爱情骗子，走街串户，专门骗单身女子。而有的单身女子，因为太寂寞，竟甘心让他们骗。

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文学从张洁等人的“建立爱情信仰”，发展到池莉等人的“解构爱情神话”，再到张欣、张梅等人的“揭穿爱情骗局”，在文学中，爱情从赞美的对象，逐渐变成了揭露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

作者们逐渐抛弃了廉价的乐观主义，趋向于严格的现实主义。爱情褪去了梦幻般的玫瑰红色，消弥了诗情画意，失去了浪漫主义情调，显出了低俗的灰色。大家变得对爱情的期望值不高，情感投入量也不大。作品的主题从“发现人性之美”，发展到“强调人性之俗”，再到“突出人性之恶”。创作主体态度的变化，使作品呈现出从“主观战斗性”向“客观描述性”转变的趋势。婚姻的纽带，不再是男女两造情感的一个死结。它越来越活络，越来越松散。家庭的稳定性，也因此而呈依次递减之势。当代人选择的婚恋，正由难度高向难度低下滑。———也许因为人们已失去了进行抗争的人格力量。还有，择偶标准随时间延伸发生的调整和变动，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动。“性描写”作为文体中的“含金量”，随阅读需求的不断变化，而上下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