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虽写作无暇，又想起了抗战时期，发生在新田县陶岭乡大村至今鲜为人知、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作者未曾见证此事，好在现还有一些当时亲历和见证的老人健在，在我对他们多次调查采访时，他们总是热情认真地给我口述这些可贵的历史史实。

世间事无奇不有，远隔千余公里的“南京行健中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为避战乱，迁往祖国西南方向的湖南省新田县陶岭乡大村开办，这又是新田县一段鲜为人知、也是即将被遗忘的光荣历史。

“南京行健中学”在全国解放前叫“南京私立行健中学”，它是今南京公立行健中学的前身。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犯中国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片国土很快相继遭到沦陷，连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都城南京也遭蹂躏，南京城破后，日本鬼子在南京展开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由于蒋介石对日的不予抵抗策略，使三十余万南京同胞惨遭屠杀。毫无人性的野蛮行径和万人坑的恐怖惨景，使命悬刀尖的南京同胞日夜胆战心惊，过着性命不保、身无安宁的日子，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罪恶的枪炮与刺刀让他们惊恐不已。就在这全城混乱、人心惶惶的战争恐怖下，全城厂矿多数停产，学校停开。蒋介石与其民国政府十分惧怕日本，早已迁往重庆躲避，市民不能再度看到南京平静的希望，也就各自携家眷逃难避祸。

1943年秋，南京私立行健中学再也无法办下去，有的老师和学生相继逃命去了，面临学校停办和解散的危难时刻，学校领导和少数坚定老师还是坚持继续办学，大家同意将学校迁往还未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偏避西南地区。以保学生不能因战火而废弃学业，不能毁了学生们的前途。

当时，湖南桂阳也算偏避之地，行健中学首迁桂阳县仁和圩办了一段时间。可未曾想到的是，日本鬼子的罪恶铁骑和枪炮很快地又践踏到了湖南，桂阳离郴州较近，交通方便，容易被日本鬼子发现，学校领导又产生了不安感，决定再次向西迁徙，但到底搬迁到何处还无定着。

幸好，在行健中学的老师队伍中有两位是新田县陶岭乡册背洞人，一位是大村的何光春，另一位是郑溪村郑柱文，他们都是1940年考入行健中学。何光春，高中部毕业后留在南京任教。他好学、聪敏、忠厚诚信，好施舍救助穷人。他后来曾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征兵，任过文书和军医。在行健中学的老师和学生散走后，他还是坚持留下来继续任教。学校迁往桂阳后，虽说离家近在咫尺，他还是坚定信念和决心，没有离校。

何光春知道学校领导决定再向西迁后，便向校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把学校迁往自己的家乡大村开办，并向校长介绍了大村办学的有利条件，一是偏僻；二是办学场地好。村里有一座800平方米的大公祠和两座小书堂，公祠前面是一条常年水流不断的小河； 三是大村历史悠久，是文明秀丽、人诚德孝之村，自古从文尚武、重教育人、人才辈出，是在周边威望较高的村庄。大村开村时间是明朝建文时期，开基祖是明朝平南侯何震初之子何文浩，他曾被皇封为义士大夫。后又有许多文武人才相继而出，有准进士、振威将军、举人、江浙监使，文林郎、四、五品将官数人，千总、守备、游击、都可、都尉、贡生、禀生更多。新田县民国旧谱志记载曾有概述“南有册背何家，北有骥村陆家”（册背何家指大村）；四是何光春本人当时家境较殷实，有点钱资，可资助办学,经请示当时村里主事人同意，认为这是一件耀祖荣村之喜事，愿意随时接受南京行健中学来村办学。

南京行健总校校长姓邓，名深泽，还较年轻，湖南郴州人。他家是富户，有资力创办私立学校，因为当时政府无钱办学，公立学校少，所以邓校长以私资办校，虽为私立，但名声较高。

行健中学在南京办不安，但校址又不能搬走，学校只好以分校的名义向西南偏僻地区搬迁。邓校长要留守南京护家业，只好指派朱教导主任兼任分校校长，另安排了几位教师协助朱校长西迁。

原南京行健中学校大门悬挂的对联是以“行健”二字为联头而写,曰：

行乎周道止乎至善

健我身心壮我山河

这副对联在桂阳仁和圩时也曾悬挂，到大村后同样悬挂公祠大门两边。

朱校长听了何光春的介说，甚感安慰，心中的一块包袱总算卸下了。于是在一九四三年秋，校长带着南京来的教师和学生，及一路来投学的一百余名师生来到了大村。

学校办在公祠内，戏台用来开设高中部，两边走廊楼上为学生住宿间，公祠内的上祠堂开设初中部，戏台下及两边小杂房用于炊厨保管室和老师宿舍。村内的另两座小书堂（每座约80平方米），除上座书堂用作本村学生就读外，下座较好点的书堂就用作校长及老师的办公备课和息宿。还有的老师还被住房条件较好点的人家请入住宿。大村人确实是人情至厚，对这些外来的师生当作贵宾，当作亲人，对这些师生关怀备至，有好吃的就请他们吃饭，自己生产出来的粮、油、菜无偿送给学校食堂。何光春以身作则，慷慨解囊，将自己家中的大部积蓄都拿出来，资助学校开办，这就是大村人的崇文尚武、重教育人的精神和忠厚诚信的品格。

学校在大村开办后，除原有从南京等地跟来的师生外，又有新田本县及近边桂阳、嘉禾县家境较好的青年人前来就学，或被任聘为老师。大村的何卓先生是北京清华大学商务专科毕业生，他曾与青年毛泽东有过交情，因战乱回乡从事小教，被行健中学聘为教师。嘉禾县坦坪乡丰家村的何永盛、广发乡坪峰村的曹盛松及石桥乡的几位都是他教出来的优秀学生。还有胡头村的胡文欣，也有文学功底，被聘为语文老师，负责全校学生的作文批改，不任课。何永盛、曹盛松、大村的何海文、何水生、郑溪村郑炳文、郑雄文、李申寺村的李兴球、东山岭村郑强兴、嘉禾广发乡广发圩的曹盛玉、周南荣、楚江村的李天如、新园坊的李显芳、坦坪乡天太堂村雷元正、背里亭村刘辉先、石桥乡仙江村罗水德、罗柏长，普满乡雷元树等人都于一九四四年入学就读。大村的何宗玉、何宗桂等人也在行健中学迁往仁和圩后，于一九四五年还进入本村继续留办的行健中学读过书。从学校开办到一九四六年停办，后勤管理人员一直是大村的何灶元，他负责食宿和学校纪律，厨师也是由本村的何水金、何宗汉、何云汉担任。学生们说，有一位南京来的、教物理的杨老师，讲的物理知识使当地的农民懂得了许多自然科学，增加了许多自己曾一巧不通的知识。朱校长讲课时，还带政治形势宣传，讲南京如何遭论陷，讲日本鬼子如何的残忍地屠杀中国人，教育鼓励学生要奋起抗敌，不忘国耻，不当亡国奴。

何光春是一位好心人、好老师，他为行健中学迁来大村开办鞍前马后地奔波，妥妥当当地安顿好各项工作，校领导悬着的心平静下来。何光春也得到校方信任和学生的衷心感谢，他的德行从当时至今被村人和今还健在的行健中学学生誉美传扬。他是文学世家的后代，他的曾祖何诚三文学功底较厚，在清朝曾考上进士，因年过六十未被录用，封为准进士，他的祖父何藻鉴是当时有名的文人，曾任教师，在新田、宁远多地教书育人，至今在宁远县梁武桥村公祠内还留有他的碑文。他的父亲何德琏也曾任教师，在民国时期突然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据其母和村里先辈人传说，何德琏是极为神秘地出走的，他只告知了妻子李玉凤，并交待不要告知别人他到哪里去了。经过一段时间，慢慢有消息传来，他在长沙搞共产党地下活动，最后死于何健反动组织之手，秘密杀害，连个名字都未留下。解放后虽然上级曾派人来考察过，但因时间久远，事出秘密又突然，村里人没人知晓而错过机会。何光春的母亲和妻子雷秋常都是嘉禾县富有人家之女，因而他的家底比村里及周边村的人厚实，购置田土较多，但从没剥削过穷人。惜之，这样的好人在土改运动时被划为地主成份。

行健中学在大村办了一年多，到了一九四四年末，倒也开办得安安心心、平平静静，师生总数也增至近二百人，校领导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下来。那时，大村人个个都感到荣耀，大村的兴盛得到了周边人的敬佩。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不该来的当心事偏偏就要来临，一九四四年农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一九四五年元月，突如其来的一股日本败兵好像从天而降，初四日来到了陶岭册背洞。据说，这些日本鬼子在中国到处挨打，他们受命从广西桂林东撤，在湖南郴州集结，支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对美战争。在撤兵路上，总是受到中国各地武装的痛击。这些日本兵是从广西经湖南兰山、宁远败退下来，在南岭境地又遭伏击，他们便分成两路，一路由兰山到嘉禾，经坦坪到仙人桥。另一路由宁远入新田金盆圩再转往嘉禾广发，继而进入新田陶岭乡南面的册背洞，他们两路败兵准备在嘉禾石桥乡仙人桥会合，到郴州乘火车到广州出海。日本败兵过陶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作者在《平南侯何震初》一书中已载述。

日本兵在陶岭乡抓了牛塘村的何洪喜当向导，何洪喜当时是衡阳水口山技术学校的技术员，他刚请假回家想陪家人过个团圆年，未曾想到在去嘉禾县广发乡走亲戚返回家时，在离家不到1公里的广发乡三砠尾村处被日本兵抓去。何洪喜机智灵敏，他是读书人，知道办学和学生的难处，他想，万一让日本鬼子知道这里有南京迁来的行健中学，肯定会引来一场残酷的大屠杀，他不忍心见辛辛苦苦迁来大村避难的行健中学又毁于日本鬼子之手，便故意将日本鬼子引上另一条路，没从大村经过。这样转，那样转，他以避开大村为宗旨，把日本鬼子从崎岖山路引向了心安村方向，行健中学和大村才避过这一劫。如果日本鬼子从大村经过的话，那行健中学必遭祸害，尽管大村文武人才多，但没有军队驻扎，且武器上相差悬殊，村民们绝不是日本鬼子的对手，何况日本鬼子又是突如其来，大村人没有准备。但何洪喜这个年青的技术员却为了护学，哄骗日本鬼子另行转道，最后日本鬼子痛恨他，以带错路为由，将他惨杀在心安村兔泥山凉亭边，何洪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学校及师生与大村、胡头等村人民的安全。由此说，何洪喜也是一个护学有功之人，应受历史尊重。

突如其来的日本鬼子，又使行健中学的校领导及师生们吓了一大跳，这一吓非轻，朱校长病了几天，日本鬼子虽未殃及自己，但使他心中惶恐不安，学校虽然保住了，但他认为在这里也可能不会安全了。日本鬼子来陶岭后，总校邓校长担心学校开办情况，也曾来大村一趟，他与朱校长商量过后，于是，在春节后，又决定将学校迁往南岭大山中，想利用南岭山中曾是肖克将军部队活动过的地方办学，可考虑到新地址办学难处较大，就又迁回桂阳仁和圩。

现还健在已经八十四周岁的嘉禾县广发乡坪峰村曹盛松老师，在他2013年11月写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十五岁从广发中心校（当时称完小）毕业后，考入南京行健中学，邓深泽校长曾留洋日本早稻田大学，学问高，教学严谨，家境较富有，可私资办学。学校老师多为大学生，由于战争的原因，没有新编课本，教学也是旧的传统教育，以古文抄写、背诵和写作为主，特别注重作文的质量，也兼学自然、物理学科。我在大村读了一年书，又因日本兵过境陶岭册背洞，教学不安定，学校又迁回仁和圩，我也随校回仁和圩又读了一个学期，就毕业了，行健中学再迁回南京，我就没去了。”

学校虽从大村又迁走了，但何光春没跟着走，他是独子，父亲亡命在外，母亲单寂，又有妻儿子女要照顾，他愿留下来。经校长同意后，他留在家乡尽孝与继续开办行健中学，好在有四叔何卓的支持，学生虽不多，学校又续办了一年，直到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学校才完全停办。迁往桂阳仁和圩的行健中学在日本投降后又迁回南京，后成为南京公立行健中学，一直至今。

行健中学迁回南京后，它在册背洞及周边的影响力还很大，时已是国内解放战争末期，1948年秋至1949年秋，以行健中学之名，又继续在郑家村（今郑溪）公祠开办了补习班，这个补习班，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这里开办的一所秘密学校。校长徐桂芳，广西富川人，广东中山大学毕业，中共地下党员，他以教师身份来新田，在郑家村郑土仲的协助下，开办这个补习班，一面公开办学，一面秘密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养发展共产党员。当时在补习班读书的有何光达、胡灶发、胡圣发等一批人。郑柱文读完行健后又进了补习班，解放后，经徐校长介绍进入革命队伍，参加了单位工作。大村何光良当时在补习班任炊事员，1949年10月1日后，补习班也予解散，他回家继续务农。

2012年，县文广新局和电视台的同志听到我的介述后，有唐柏佑、刘柏根、史世东、唐人杰、蒋军君等同志到了大村，采访了还健在的几位当时的学生，并摄影纪念。

后  语

时过境迁，往事总会慢慢被后人忘记，但日本鬼子的野蛮行径践踏中国大片土地，血腥屠杀中国同胞，烧杀、掳取、抢劫、奸淫妇女，使中国数千万人罹难在恶魔的屠刀和枪炮下，其罪行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必须奋起复兴，才能不再受外国侵犯。值此，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有责任投稿新田政协文史编办，使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永在新田人民中延承传播，永远不忘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永远牢记日本鬼子在新田县陶岭乡江头圩村和新隆心安村杀人的惨景。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只有富民强国，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主席“共筑中国梦”的伟大设想，努力拼搏，顽强奋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之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使我们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繁荣富强，永远不再受他国侵略者的欺凌，永远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0一五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