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年代。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经历了“复课闹革命”；因受父母牵连遣送回宁远老家而停学；“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教育事业从“秋季事业”改为“春季事业”；初中、高中学制由三年改为两年；知青下放等等一些时代的变迁。我1974年元月高中毕业时刚好16周岁。伟人的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云起响应，从大城市奔赴祖国的边疆。小城镇的知青就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而我的知青经历却又有许多与别人不同之处。

（一）入另册的知青

我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由于小学教师工作的特殊性，调动是常事。我与姐姐总是跟随他们从这个乡调到那个乡，从这个村调到那个村。虽说是吃“国家粮”，但由于父母不在县城工作，户口落在父母教书的当地乡镇，算不得城里的知识青年。我高中毕业那年，母亲刚好在立新公社石坠大队教书（当时父亲被迫害已逝世多年）。因为我们的户口在农村，所以当时县“知青办”没有把我当城镇知识青年安排下放。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不下放，就不给安排工作。为这事母亲非常着急，多次到县知青办交涉无果，只好请示当地公社党委书记陈明显。经公社党委同意，让我就近在石坠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队干部把我当作知青安排到村经济场。                

经济场所在地叫克石头，离村约3华里。场部只有两间冲墙房子，一间是在场人员的宿舍，另一间是厨房，后面搭点“飘杉”当厕所。场里加上我共5人，种了大约10亩多山间梯田，养了一头黄牛用来耕田，还养了一头大母猪。我是3月初到那里的，当时的工作就是备耕——包括积肥、犁田等。我年纪小，许多农活都还是刚接触。他们就安排我看牛、扯猪草、剁猪草、熬潲。因我不会犁田，犁田时就安排我挖田角。我在此做了大约一个月的事，他们嫌我小不会做事，就和大队汇报。于是大队又把我安排在第九生产队去接受再教育。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叫肖枫保,家在九队,他爸爸是当时的村支部副支书，据说武功还相当好，只是没看见玩过。我与肖枫保还是原学校蓝球队的队友，他个子较高打后卫，我比较灵活打前锋。有这位铁哥们在此，我当然高兴。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抓烤烟的青虫、地老虎和野天螺；学会了使用喷雾器杀剧毒农药“1059”；学会了用“六六六”粉杀稻飞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九队在那时就搞承包了，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方法是由队里确定一亩水稻收割完共多少工分，人员自行组合。我记得我们的组合一共是6个20岁以下的年轻人。割稻是每人分一片，早晨割禾，中午就用打谷机脱粒。我和肖枫保是主力，专门踩打谷机，两个女的给我们递禾，一个筛谷，还有一个锁草，流水作业。收工时每人挑一担谷到晒谷坪。我们每天起早贪黑，一天可收割两亩水稻。虽然很辛苦，但大家齐心协力，劳动中有说有笑，心情非常舒畅。

74年8月底妈妈从石坠调到小坪塘大队去教书。公社党委又把我安排到公社林场去劳动锻炼。林场设在小坪塘大队的翅岗岭下，一座大冲墙房。场部共20多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大队。场长是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叫李启修，当时50岁左右。整个林场有千余亩面积，大部分种的是杉树，也有部分风景树，诸如喜树、樟树等。还有10多亩水蜜桃。在林间空地上还种有红薯、大豆、芝麻等。工作任务就是种树、育亩、护林等。在这里有几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1、大锅饭。我们20多人抽一个人煮饭，煮饭的是一口直径约1.5米的大铁锅。大家凑米下锅，每人从家里背米来，每人每餐4两米。当时伙食差，又没什么油水。象我们这样的“饭筒子”，时常饿得肚子哇哇叫。当时农村没有娱乐活动，晚上几个年轻人就着煤油灯打牌钻桌子,打到9点左右就饿得不行了，大家就喊“打平伙”。于是派两个爱劳神的人到邻近的大井头村去买鸭子或狗，安排一个烧水、煮饭。弄好后，大家饱撮一顿。这样晚上睡觉才不会吐酸水，这也是大家最开心的事情。

10月份，挖红薯了,红薯堆得满屋都是,这时候很多人都不拿米来交了。煮饭的没办法，只好以红薯充米，煮生红薯饭吃，每人只下2两米。红薯又和得多，根本就看不到米，但吃还是蛮好吃。吃红薯饭就不再分，各人自己盛。后来，没有一粒米了，就蒸红薯充饥，吃不进，怕饿还得吃。

2、屁股呷禾草。一次公社在瑶山买了一批杉树，准备用来建大礼堂。为了不再到各村抽调劳力，公社党委派我们林场劳力进瑶山去挑。我当时已17周岁，也在被派之列。买杉树的地点是骥村公社林家源大队的汇竹源自然村。我们一行十多人在林场吃过早饭就出发，走到日头快落岭时还没到。过了石碑源问路，到汇竹源还有多远？答曰：三里。走了三里又问，还有三里。我感到好奇，就问同行的人。他们中有人回答说：瑶山路，瑶上三里，瑶下三里。我不知究竟，只是云里雾里地点了几下头，心想：原来是这样的。天快黑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现在估算一下，从立新林场到汇竹源大约有50多华里。当时年轻，走这么远也不觉得累，只是第一次进瑶山一切都觉得新奇。稍事休息就有人喊吃晚饭了（因会计和出纳打前站）。晚饭的菜还比较丰盛，有血鸭、猪肉和鱼，就是没有酒。包谷米饭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闻到特香。我盛了一碗“摩天岭”，吃到嘴里虽有点粗涩但感到蛮香,等我舀第二碗时却没有了。这一切被我老庚朱永雄看在眼里,他跟我悄悄地说：你明天吃饭第一碗舀少点吃快些，第二碗再来一个“摩天岭”，所谓饭加一锹，走路在飚。哈哈，原来这里面还有奥妙。晚上,我们四个大后生被安排到一瑶族人家里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这张床大得我们四人睡下还绰绰有余，被子也够大，四个人也盖得下（当时已是阴历的11月上旬）。奇怪的是偌大的一张床上连一张竹凉席垫子都没有，只是铺满了稻草。四个人睡在床上又好奇又兴奋，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记不得是谁讲了一句：今天晚上就屁股呷禾草了嘞！大家听后觉得确实是现实的写照，直笑得喘不过气来。第二天一大早，吃过饭后就挑着杉树往肥源水库赶。我们一共挑了一个多礼拜才把杉树挑完。

3、收松果。在林场,冬季育苗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收集种子。阴历12月的一天，场长分派我与另两个职工到与三井公社交界的罗溪大队收松果。其中一位谢老头就是罗溪人，当时已有60多岁。小孩都已成家，各自住开。我就住在谢老家。另一位邓新开是山田大队人，与罗溪只一河之隔，就跑“通学”。谢老的爱人帮我们煮饭。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收松果。谢老把秤，邓新开付款，我开票。收松果的场地设在罗溪小学后面的一个打谷坪上。当时晚稻早已收割入仓。我们收的松果就晒在打谷坪上，让它自然散落开。收松果的时间一般是集中在上午，下午就少些。来卖松果的大多是三井公社的，特别是汗冲村的女青年来卖的多。她们基本上是每天一担。松果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价格最高，每百斤2元，乙等1.8元，丙等1.6元。汗冲有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每天挑担松果来卖。不知是谢老和她家有亲还是见她漂亮，她的松果谢老给打的等级总要比其它人的高。后来修立新至三井的公路，我们小坪塘大队的民工住在她们村才知道她叫陈良华，家里头很穷，这是后话。我们在此收松果收了大约半个多月，共收生松果万余斤。松果散开后种子就掉落出来，象小蜜蜂的翅膀一样，只是一头有果仁比较大。我在收松果的间隙，也去与我同届、同龄的罗溪知青打打蓝球，并认识了一些诸如象孙跃进、李继锋、谢华明、龚永爱、周敦森等佼佼者。当时我很羡慕他们,心想有一天我也能象他们一样，过上集体的知青生活就好了。松果收完后就各自回家过年了。收松果是林业工作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我到林场后所做的一件最新鲜、最轻松、最快乐的事。况且伙食也比开大锅饭吃得好，因此至今难以忘怀。

（二）正式下放知青

刚过完旧历年不久，就听母亲说，象我们这样吃国家粮的也准下放农村了。当时消息比较闭塞，不晓得这到底是中央的政策，还是省里的政策，抑或是县知青办哪个领导大发善心。按照政策，我家两个孩子，下放一个。妈妈因我身体好，又是男孩子，所以决定让我下放。姐姐虽然比我大将近两岁，但体弱多病，就留在妈妈身边。下放的地点是小坪塘大队白云山生产队，这是与欧家塘一样有名的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大队的李支书，是妈妈的学生家长。同下到该村的还有县城比我低一届的5位女同学，但到后来才知道，这5位里面还有一位往届的初中毕业生，年纪比我们稍大的女孩。我到白云山去非常简单，既不象城里的知青下放敲锣打鼓，也没有戴大红花。三月的一天我打起背包就出发。从妈妈教书的自然村到白云山村也就一公里左右，不到20分钟路程。我到白云山时5位女知青早已到达，当天中午支书家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在吃饭时并把我们的住处及日常生活安排好。5位女知青被安排在支书家的新房楼上。我被安排在队里的一座大约20多平方米的冲墙房里与另一位叫陈国庆的知青同住。虽是冲墙房，但还有七成新。从此，我们就要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战天斗地了。

人性的弱点。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就跟队里的社员下地劳动。白云山村当时仅有13户人家，连同知青才60多口人。这里听说原来是地主的庄房（就是给地主种田、看山的佃户的住房）。村里有两姓，除了支书的李姓家族外，还有5户姓周的人家。当时是李家当权，队长、出纳和保管都是李家的，只有会计是周家的。后来李家为了把队里的权力全部掌握，支书许愿培养我入党，叫我当会计。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支书把此事提出来，但周家会计态度非常强硬，只说了一句：你们还要不要阶级斗争了？！就走出了会场。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入党之事也就泡汤了。我们第一天的劳动是铲田埂。劳动中有说有笑，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劳累了一天的我，洗澡后倒头就睡，但天还不亮，队长催工的哨子又在叫了。早晨劳动中见几个女孩的眼睛都红红的，好象还有点肿。吃早饭时听她们讲，原来是下放的第一天，很兴奋睡不着，就天南海北地瞎扯。也不知是哪个讲了一句什么话，触动了大家的心思。于是，有的想妈妈，有的想前途，想到下放到这样的小山村，不知哪天才是出头之日。触景生情，一个哭泣，就全被感染。以致于哭了个天昏地暗。我听了她们的话，当时也在想，母亲为什么要我下放，而不让姐姐下放？要是真调不出去，这辈子就完了。过了个多月，就评工分了，她们女孩都是5分或6分工一天。给我评了10.5分,但我还不满意。原因是队里有个我的同学，比我小一岁，不论做任何事我都不比他差，却给他评了10.8分。不平为不平，但也没有办法。所有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吧！

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但还没有结束。我们村的干部是最革命的，群众思想觉悟也很高，知青当然不能落后。记得1975年3月我们到村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吃过晚饭后全村男女老少都陆续到村小学集中，一是记工分，二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由知青轮流读，这个读苦了就叫另一人读。读毛选算我读得多，因为我既读得流利，嗓音又好。75年的春天和夏天都是这样，天天雷打不动。后来“双抢”，实在太忙、太累才结束学习活动。我们不但天天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五月份还结合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写出了心得体会和批判文章。全村男女社员能写的都要写，还出了一个大大的专栏。

最感兴趣的是全公社知青每季度一次的集中学习。不是想学什么政治文件，现在也想不起学过什么文件。只是到了那一天可以不用再做体力劳动，不用再那么劳累。你想想一个不到20岁的小青年，一年做了三千多工分，分得了1100多斤稻谷和180元的现金。那劳累是可想而知的。能有这么一天休息，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再就是那一天的伙食也是全年中最好的——有肉、有鸡鸭，白米饭可以放开肚皮吃。当时几十个男知青中吃得一斤米饭以上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位老弟一次吃了1.6斤米的饭，摸着肚皮说：还欠欠之。白天我们学文件，晚上就搞文艺汇演，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每个村的知青都要献上几个节目。我们村的知青除了女孩子的舞蹈外，还有我跟邓姓女孩的男女声二重唱等。反正人人都要上，不管好丑。当时流行一句话：上不上是态度问题，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知青几乎个个能歌善舞。

我下放的大队有12个自然村。我们知青还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赶排了一台节目，其中有相声、独唱、重唱、舞蹈、诗歌朗诵等。大队要开全体村民大会就上去演，以活跃气氛。快过年时，我们晚上还到每个自然村去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学农的中学生。县里的城关中学每年都到小坪塘大队搞学农活动，有时一来就是一个礼拜。其中住在白云山村的最多，因为白云山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大致安排如此：一是集中听老贫农诉苦，听表现好的知青演讲。我也给他们演讲过一次。那天我还在田间劳动，队长说，城关中学的学生要听先进知青讲演，你去给他们讲几句。我既无思想准备，也没有写讲稿。队长喊去，只能洗掉腿上的泥巴，满身泥水的就去。我边走边打腹稿——我们知青是如何克服困难战天斗地的。效果不错，我在台上讲时，下面鸦雀无声，讲完还有掌声鼓励。二是文艺演出。三是和社员们同劳动。记忆犹新的是一次队长安排一组男生上山挖白灰泥用来砌房。这些孩子非常努力，只管掘进而没有注意安全。结果发生塌方事故，有两个学生被埋在土中。当时我们几个后生刚好在打砖，离出事地点比较近，就跑过去进行抢救。又不敢用锄头挖，只能用手刨。好在堆积的泥土还不算太厚，很快就刨出来了。两个学生被从泥土中挖出来时都已停止呼吸，满脸铁青。在场的刚好有个从部队复员的社员懂得急救。只见他使劲按压他们的胸部，不一会两个孩子都恢复了呼吸，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但有个孩子脑部受了伤，一个有内出血，生命可能随时有危险。就在知道有学生受伤的同时，村里打电话向县人民医院求救。医院的救护车及时赶到，把两个孩子接走了。后听当时去送的人讲，经过抢救两个孩子都脱离了危险。

我从1974年到1979年前后共下放6年。所经历过的事还有很多。如去当民工修马路、架桥、修水库；到骥村的音洞挑杉树，一天去一天回，在路上被雨淋了一路，回来后一个礼拜腿脚都还在痛；去挑石灰，鼻子被呛得出生血；还有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等等。就不再一一赘述。我当知青所经历的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然而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历史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