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牛岗，那山、那林，离开已三十多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它的记忆已尘封太久，大多变得模糊，如今依然还能回忆起的人和事、情与景，也许就是留在心底的、不应该被忘记的。

    1974年4月5日，我们十人，三女七男，走出了校门离开家,来到立新公社古牛岗大队（现茂家乡古牛岗村）林场，组成新的集体户。我们的家就安在离村三里多路的一个半山腰上，这是一座不大的石山，少有树木，我们住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用石头砌起来的。山下有一条小溪，水很清，它的源头是上游的一个水库和其它的山泉,常年不断，自然就成了我们很好的生活用水。小溪的对面是一片田,左侧是一座大山，是我们劳动的地方，称它大山是因为站在我们的家门口要仰起头才能看见它的顶。

    我们有幸能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劳作，而更有幸的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位长者----这个林场的场长。

    我们林场除了我们十个知青外还有当地村民八九人。

    我们的场长叫朱庭遂，五十岁左右，个头不高，很壮实，是这个林场的创始人，我们都称他为老场长。老场长在当地威信很高，创办林场之前当过较长时间的大队长，特别能吃苦，干各种农活都是一把好手，出工干活总是走在前面，而收工又总是走最后面，很多时候都是他叫我们收工了，自己却还留在山上巡查。老场长平时话语不多，对人特别诚恳，村民大多敬他，甚至有点怕他，但他对我们却特别随和，也许在他心里已经把我们看成了自己的儿女，没有好坏，不分亲疏。教我们干活很耐心，从杉树幼苗的栽种、管理,到农作物，如花生、烤烟、红薯等的间种，要求也是严格的，凡事都要求我们认真去做。在生活上他尽力关心照顾我们，林场安排了专门的大师傅做饭，为我们在住地附近垦出几块菜地，喂有猪，使我们在大半年里能吃上时令蔬菜，就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也能吃上冬储的干菜或咸菜，剁辣椒几乎是常年都有的，老场长是把林场当作自己的家来打理的。尽管老场长在平日里大多是严肃的，但性格却开朗乐观，甚至有些幽默，一般不太说笑话，但只要一说,一准弄得我们大笑不止。在劳作休息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们讲这个村的历史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兴致一来还会给我们唱上一段山歌。当地的山歌曲调高亢、好记、也容易上口，但歌词却是即兴应景的，脱口而出，大多离不开山水、哥呀、妹呀什么的，也就是当地的情歌吧。我们也跟着学一点，劳作之余对着大山吼上几句，会觉得冲散胸中的郁气，全身舒畅。

    老场长对我们是呵护的，甚至是宽容的。我们嘛，都是十七、八岁的娃娃，以前也没干过什么农活，而且各人身体条件也不一样，因此在出工派活的时候，他都周详考虑，尽量照顾我们。如炸山放炮、抬石头这样危险活一般不安排我们，这自然也引起其它场员的不满，时不时还会闹些意见，但他都会说服他们，有时也会发脾气来平息。我们当中也有人有时耍点小聪明，不想上山，就说自己不舒服，但大多会被他看破而不说破，只是笑笑说：“那好吧，你就在家浇浇菜。”要是城里来了一部新电影，我们想看，又是农忙时，请不了假，就会缠着老场长给我们分任务，干完多少活就让我们收工，收工后带上手电筒就往城里赶，看完电影后再趁着月光往回走，回到林场通常就到下半夜了。天刚亮我们又要起来上山干活，老场长见到我们问：“什么好电影，值得你们这样赶？”我们都会愉快的回答：“值”。我们也经常到老场长家里去做客，说实在的，当时老场长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负担很重，但不管是老场长还是女主人都会尽其所有，用土特产招待我们，哪怕是一碗茶、还是一把花生、豆子，我们都挺高兴。我当时想啊，老场长整个心思和精力都在林场，哪有功夫顾家呀。后来问场里的村民才知道，他是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才去忙他家里的活，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去吃饭，吃完饭又上山巡查护林去了，难怪我们白天见到他时，眼睛里总是布满了血丝。

    老场长一心扑在林场里，种树、护林、爱林，后来成了我县林业战线上的先进生产者，一面旗帜，他当之无愧。

    也许，他当时也把我们当成了山上的幼林，护着、爱着。

    在我们这个集体户中，年纪最小的是张玉新，中等身材，皮肤较黑，非常壮实，眼睛不大，但有特色，有点丹凤的味道，长得像个男子汉，性格却特温和。也许是家里长子的缘故吧，张玉新成熟早，有责任心，也特别能吃苦，耐力又好，当我们只能挑七八十斤担子时，他就挑一百斤以上，到后来，挑一百七八十斤也不在话下。几个月下来，场里评工分，他是最高的。当然得到场里的器重，后来林场种烤烟、砌烤房，要派人到公社学习烤烟技术，他就成了不二的人选，学习了十来天就成了烤烟师傅。到了收烤烟的时节，我们一大早就得上山摘烟，挑回来扎烟，而他却象个老把式似的，这瞧瞧，那看看，还不时给你指导指导。等烟上烤房了，我们轻松了，他却要忙了，加火，看温度，看烟的成色，几天几晚都不能休息。一房烟下来，要是烤得好，他会笑容满面，乐意大家叫他一声“张师傅”。要是不幸没烤好，一、二级品少，则一脸严肃，再叫他“张师傅”时，他会不理你，嘴上还嘟嘟喃喃。

    张玉新还是一个特别爱整洁的人，他的床上被子总是叠得整整齐齐，宿舍的卫生他打扫得最多。收工回来，总能见到他端个脸盆，坐在门口洗衣服。我们中有人赶紧把自己的脏衣服往他盆里一扔，说声“顺顺手”，他也就做个怪样子,说一声“又欺负我”，准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当时，我们每个月都有几天假，可回家一次，返场时都会用瓶子带些菜或猪油什么的回来，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带的东西一两天就吃完了，而张玉新每次都会带两瓶，回来时开一瓶，藏一瓶，而藏的这瓶却要在我们最难熬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给我们一个意外惊喜，感谢之余,我们都说他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两年很快过去了，招工开始了，最先下来招人的是县商业系统，张玉新由于表现突出，被县商业局招走了，成了最先离开我们这个家的人。后来不幸患上了肾衰竭，病了好几年,我也曾到株洲看望过他。2003年，他病情突然恶化,不幸去世。得知噩耗已是当天下午，史保侦、孙新华从南，我从北,当晚赶到株洲，为其守灵一夜。次日谢高进赶来，我们在陈剑锋的主持下与张玉新的家人一道在陵园为他选好安息之地，他的家人告诉我们，张玉新在弥留之际留下话，说想见见我们。

    在那段艰辛的岁月里，还有一个人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就是我们立新公社知青队的带队干部雷元发，我们称之为雷队长。我们这个队是由当时的党群、文教卫系统的子弟组成的，分散在立新公社的五个大队，即五个知青点。早先带我们下来的是胡队长，雷队长是由一所中学校长抽调来接替胡队长的。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面容慈祥，天性乐观，爱说笑话，年龄五十上下。他当时是比较忙的，五个点来回跑，上下协调，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同时要求我们要融入到当地村民的生活,了解和被了解。了解农民生存状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村民家里去，我们体验到的不仅是贫穷、疾苦，还有热忱、善良和纯朴。而要让当地的村民了解认识我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雷队长给我们献计：“你们搞一台文艺演出如何？”于是我们立即行动，全体上阵，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台历时两个小时的文艺节目，效果还不错，其中有一个表演唱节目 “新疆，亚克西”很出彩。演出过后，当地村民特别是小孩，都不再叫其中主演的名字，而是直接叫他“亚克西”了。

    每年总有那么几天是我们都期待的，那就是雷队长每两个月都要把分散在五个点的知青集中到一个地方学习一天。开始在公社，后来每个点轮流做东，名义上是学习交流，学习就是读读报，交流就是互通情况，其实也就是让我们休息一天，打打牙祭，吃顿好的。有时也打场篮球赛，搞一次文艺演出，每个点出一二个节目，水平当然要高些，好朋友也能见见面，这一天我们都把它当节日过。

    雷队长于我们既是领导，也是长辈，跟我们很融洽，我们也曾到他家里去玩过。他私下里曾对我们说：“你们这帮鬼崽子，也就下来锻炼锻炼，把你们带下来，将来再把你们一个个送出去。”

    看来，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白天的劳作是辛苦的，但更难熬却是夜晚，特别是冬天的夜晚，寒冷而漫长。为了将来的出路，有人开始忙乎，而我就用阅读来打发时光。先是看当时流行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政治小说，而后再看当时尚未开禁的《家》、《春》、《秋》。那年月要想找一部好书是很不容易的，插友之间都是互相借阅交换，有时为了换到一本自己想看的，不惜跑上十几里，到别的知青点。就这样，阁楼上，煤油灯下，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还有《红旗谱》、《镜花缘》、《西厢记》、《伊索寓言》等五十多部小说，也由此养成了阅读习惯，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