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翠

我十七岁下放到罗溪，三年后，同去的十四个知青，已有十二个相继离村回城，以知青为主的农科队解散，我回原来领口粮的五队劳动。

其时，五队与我年龄相仿的姑娘只有小翠，所以，平时出工都是她到知青点叫我。她常在衣兜里装些炒花生或黄豆与我一起分享；有时把我领到家中，从灶间火灰中扒出两个煨红薯一人一个；走在田间山坡，又教我识别各种可以生食的蔬菜野果，工休时她弄来给我当零食。我死要面子，从不动手，总等到她把东西送到手中，坐享其成。

小翠劳力很好，挑一担冒尖的秧苗，赤脚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扁担软软悠悠，脚步稳稳当当，很有“铁姑娘”的风范。而我天生体质瘦弱。此前在农科队劳动，经常是上午栽树采茶割草，下午跟五六岁的小孩子一起放牛，知青们相互照应，干的多是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真正吃的苦并不多，体力没有多少长进。跟社员们一起劳动后，立见高下，不但挖土挑粪等重体力活不及别人，就连除草、摘花生一类的轻巧活干得也不利索。小翠会及时援手，使我不至太难堪，我对她慢慢有些依赖，出工收工，总是乐颠颠地跟在她屁股后头。

只有一件事我又气又恼：工间休息时，她常常掏出一面小镜子，左顾右盼自我陶醉也罢了，偏生要拉我与她一起照。镜中的她脸色红润，眼睛明亮有神；而我又黑又瘦，眼神忧郁迷茫。令我自惭形秽，心一下子沉入谷底。此后一到休息时间，我便受辱一般设法远离那面小镜子。别人三五一群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我独自一人坐在远处，或头痛牙痛般哼哼唧唧低声唱着小曲，或面对田野树林一首接一首地大声放歌。小翠诚心诚意地劝我：“做事崭劲些，不要总像麻雀鸟一样叫”。我们村对那些不会做事嘴巴又多的人，一概鄙称“麻雀鸟”。我积习难改，讲话唱歌时精神十足，一干活就手软脚软。挖土时要么拄着锄头把半天不动，沉湎幻想做着白日梦；要么痴痴呆呆答非所问，令人啼笑皆非。

队长李世梅见实在指望不上我干多少活，干脆打发我和妇女小孩一起，做些编烤烟、晒稻谷、收豆子之类的事情，干多干少由我，从不批评指责。小翠仍安排跟青壮劳力一起出工。她觉得不公平，跑去跟李队长理论，李队长只一句话“你劳力好，她不顶事”再无下文。李队长话不多，做事却蛮牛一般，最苦最累的活总自己顶着，在五队几十号人当中绝对可以服众。小翠此前一直很佩服李队长的吃苦精神，但自从发现这不公平待遇，便咬牙切齿地恨道：“靠他像地主拐子一样苦死”。

据说，我们村的二、四、六队，有几个地主，自知成分高，只求苟全性命，再苦再累的活派给他们，从来不敢说三道四，即便如此，仍在后来的文革滥杀风中被杀了。再遇到特苦特累的事情，贫下中农们都不愿接手。譬如大夏天在稻田中杀农药打石灰，年年有中暑中毒的人倒下，危险和辛苦明摆着。但活总得要人干，于是贫下中农们开始想起“地主拐子”的好处，后悔不该杀了他们。

不过我们五队为分工的事很少扯皮，但凡“地主拐子”的活，李队长大都自己揽着，两个十八九岁的生猛儿子，也指东不朝西地顶着上，这个官当的连带儿子一起苦得要死。所以队长当了多年，也无人觊觎他的位子，他亦有足够的权威让别人服从。李队长仍把小翠当男劳力使用，小翠恼他但也无奈。

这年冬天，公社掀起学大寨赶大寨运动，集中所有人马搞人造小平原。小翠穿了一件崭新的蓝的确卡衣服上工地，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挖土挑担干劲十足。她告诉我，她已许给了本村的昌新，对方送了彩礼，双方家长满意。新衣服是男方送的布料做的，家里还放着两块未做的布料。我有些替她惋惜：昌新人很标致，白白净净，但作为男人身体太显单薄，农村有干不完的重体力活，跟了他岂不自讨苦吃？我这样自以为是地想着。又有些疑惑：我们队里有个青年，人品、相貌、身体、家境都不错，对小翠也有些意思，为何不选此而选彼呢？她说那家是富农，成分太高了。第二年她义无反顾地嫁给昌新，此后历经磨难无怨无悔，尽显农村妇女吃苦耐劳的本色。

二、近邻

我常为一日三餐苦恼，最怕挑水爬那个陡坡。桐翠天天扯猪草路过水井，我估摸时间，挑水时总能与之“不期而遇”。只要远远见到她的身影，便尖着嗓子大喊，唯恐她听不见。桐翠总会快步走过来，笑吟吟接过我的担子，我则挎着她的猪草篮子，甩手甩脚地跟随在后面。她帮我将水送到家中，舀一瓢凉水解渴，然后回家。

她的家就在我的住房后头，房基稍低，两家窗对窗，中间隔着一条土路，听得见锅盆响动，闻得到饭菜香味。偶尔她家来客，桐翠就会来叫我上她家吃饭，我能省一顿是一顿，总是欣然前往。这时，她的母亲会煮一锅白米饭（平日总吃红薯丝饭），宰一只鸭子，量一筒黄豆，加些姜丝辣椒炒好，装满三品碗，再煮一个葱花蛋，弄几样小菜，上一罐红薯火酒，已是那个年代待客的最高规格了。待宾主坐定，桐翠父亲会郑重其事地向客人介绍：“这个是知识青年。”桐翠母亲又不停地为我夹菜筛酒，有时还将鸭腿夹入我碗中。我受宠若惊，自忖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知青，算不得人物，这种礼遇似乎太过隆重。她家四个儿女，除了长子比我稍大，桐翠与我同龄，还有两个十岁上下的弟妹，一般习俗是小的吃鸭腿。何况这鸭子还是两个小家伙放学后，挖蚯蚓捉蛤蟆辛苦喂大的。但他们全家忍嘴待客，理所当然地将最好的东西让给我。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足可见那家人的善良和厚道。

桐翠的父亲勤劳有头脑，一年四季在队上挣工分兼顾几分自留地；母亲低眉顺眼，从不高声，家中桌凳灶台擦得锃亮。四个儿女相互间也不直呼姓名，均以大小相称。一家人都不说粗痞话，是我所见到的农村最文明的家庭。家和万事兴，鸡鸭猪狗也养得顺利，所以，桌上常见荤腥。我除了在他们家蹭饭，大小事情也就近打扰，遇大风霹雳或硕大的山鼠赶不出屋，我都会对着后面的窗子大喊，桐翠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上来陪我；割草的镰刀钝了，锄头把脱了，她亦会叫她的兄弟帮我弄好。

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跟家中达成默契，每月给我三块钱和一瓶油。蔬菜靠着好心的村民接济，日子将就过得下去。但有个月，我不听父母“量入为出”的叮嘱，拿了钱就去村民家中买鸭蛋，一毛钱一只，一次买下二十只，算是很奢侈的行为，剩下的一元钱又买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结果，有一天，我发现火柴没有了，找遍了角角落落，就是找不出买火柴的两分钱。于是，每餐做饭我都到桐翠家借火，并谎称火柴“湿了”。桐翠的母亲挑最好的枞膏柴点燃，给我做引火，但接连两天我的火柴“不干”，她母亲便微笑着匀了半盒火柴给我，只说太满了反而不好用。我清楚记得我当时很感动，我感动的不是那半盒火柴，我感动的是她不拆穿我，而是小心善意地维护一个脆弱而又敏感的女孩的自尊和面子。

还有一次，从城里回村，从没给人剪过头的我，执意要为桐翠剪一个城里流行的“洋婆头”，桐翠快乐的大眼睛扑闪，十分信赖地将两条大辫子交给我处理。她的头发又密又硬，剪成短发后全部蓬松直立，不但不洋气，反而显得极不整齐美观，低头扯猪草时，远看就像顶着一蓬茅草。桐翠正是最爱美的年纪，难过得要掉泪。我懊悔不已恨死自己，好几天都不好意思到她家去玩，生怕她父母怪罪，但她的父母从头至尾都未在我的面前提过头发的事情。

三、油荒

其秀是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因她婶婶跟我父亲是同事，隔壁邻居,我们在下放之前就认识。所以，我一到罗溪便受到她们家热情欢迎。她父母又喜欢我嘴甜亲热，即便所有知青都在的时候，有了好菜也会差其秀去悄悄叫我，这使我对他们家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后来别的知青都走了，她母亲知道我胆小害怕，晚上就早早地叫其秀上知青点陪我，猪草不要她剁，碗也不要她洗，宁愿自己辛苦。其秀是家中独女，天性快乐，本来就不喜欢那些繁琐的家务，巴不得和我在一起嘻嘻哈哈。

那年稻谷即将成熟之际，李队长派我赶鸡。赶鸡的稻田就在其秀的家门口。那丘田因处村边肥好水好，却成熟较迟,且招来家禽偷吃的麻烦。我跟其秀说起此事，她马上找来一根稍粗的竹棍，将下端劈开，敲在石板上“哗啦啦”地响，说是赶鸡的必备物件。又叫我干脆在她家搭伙，可免半月炊火烦恼，她母亲慨然允诺。我便量了些米去，什么事都不管了。

赶鸡的第一天我起床较迟，稻田里早有一群鸡在拼命地啄食谷子，此外还有一群麻雀在欢叫掠食。我一边大声吆喝，一边用竹棍猛敲石板路，弄出“哗啦啦”的响声，吓得它们立刻散去。但是没过多久，它们又都回来了。此后我赶，它们走；我走，它们又回来，跟我玩起了“游击战”。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稻田里立一稻草人，手中一把破扇，风一吹一摇一摆就能吓退鸟儿。我奇了怪了，怎么我们罗溪的鸟就成精了呢？我一个大活人在它们面前，它们都不怕。那些鸡因为主人不喂食，故意往田边驱赶，饿得跟敢死队员一样对直往田里冲，野鸡似的飞得又高又远。有的农妇暗示我不要赶得太“板紧”，但是，这丘田的稻谷是我们五队的，我如果不赶，用不了几天，就会被它们吃光，我又怎么向五队的社员交差？所以我不得不打起精神跟它们作战，午休时间都不敢合眼，几天下来疲惫不堪。后来，我懒得跑了，干脆将手中的棍子远远地朝前一扔，等它们走开我才去捡棍子，用这种方法人轻松很多。不过，有天下午我的竹棍打在了一只麻花母鸡头上，那只母鸡惨叫一声，晕过去一阵，挣扎了几下又踉跄着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刚来到田边，就见一瘦小的老妇人在骂人，原来她家的两只老母鸡死了一只。我心中忐忑不安，估计是那一棍子惹的祸。想想她也确实不易，平日的食盐、煤油、火柴之类全指望两只母鸡下蛋换取，这少一只母鸡意味着少一笔收入，她怎么不恼怒！我心虚，任由她骂，不敢短兵相接。吃过早饭后，她仍骂不绝口，我只好向前认错，最后达成协议：赔她两块三毛钱，等下个月回家拿给她。我有些沮丧地把这事跟其秀的母亲说了，她哈哈大笑，然后出门，过了一会她又打着哈哈回来，跟我说：不用赔钱了，你有猪油的话，多少给她一点就算了。那时正值农忙季节，我将近一个月没回家，油瓶早已见底。无奈，我只好装聋作哑。还好那位老人不再追究，后来碰到我仍笑脸相迎。

其秀的母亲人矮壮，宽脸，说话大嗓门，是个爽快人，家中大小事情皆可作主；父亲老实巴交，一天难得说上几句话。我叫他们“伯伯、伯娘”。伯娘除了像一般农妇一样料理家务，还有织布的独门手艺。她因为这门手艺而自豪，也因为这门手艺更加辛苦。常见她招呼过往的乡亲喝茶，就那点工夫也要坐在织布机前甩几梭子；晚上别人在门口纳凉聊天，她仍坐在织布机旁手脚不停。她织的布虽然颜色单调，但平整结实，在那个布票受限额的时代，还是很有市场，她家也因此比别的人家多了几个活钱。不过，就算有几个活钱，有些东西也买不到。

眼下正值双抢季节，一家人苦得要死，菜里却难见一点油星。猪栏里养了一头猪，那是用来交国家任务的，他们没有宰杀权；公社食品站天天杀猪，只定量供应干部；新禾谷子要等交了公粮才能分，所以她家仍旧天天吃剁辣椒和红薯丝饭。

这种日子大人尚能忍受，最难捱的是他们家的满崽，七八岁，人精瘦，一双饥饿的眼睛总在搜寻食物，无论生熟均往嘴里塞。实在找不到东西时，就撩开母亲的衣服，半蹲半跪地吃奶。别人笑他羞他，他也不做声，将快到嘴边的鼻涕一抹，仍自顾自地吃。其秀看不惯，屡屡劝阻母亲。母亲却愧疚地说：“造孽啊，他肚子里没得一点油水，挖肠挖肚的，不吃奶吃什么？”

我在他们家搭伙，胃口出奇地好，每餐用大品碗舀饭，还要加一大块锅巴或一个红薯。但越吃越发虚，心里慌慌的，手脚更加发软。

突然想起公社食品站的一个职工，到我家去找我父亲看过一次病（父亲是新田的名医），有些面熟。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跟伯娘说起，伯娘赶紧拿了钱叫我去一趟，并一再嘱咐：多要肥肉。那天早晨，我去食品站找到那人后，小声地说明来意，他二话不说就给我砍了三斤肉。并说自己也有个女孩在下放，生活很艰难，将心比心，都不容易。我提了肉回去，全家人眉开眼笑。伯娘将肥肉全部炼了油，用油钵装好，然后捧着油钵在屋内转了几圈，不知放哪儿好。高了怕摔了，低了怕碰着，最后小心翼翼地将油钵放在装有半盆水的木脚盆中央。剩下一点精肉和油渣炒了三大碗萝卜。一家人正准备吃饭，突然听见伯娘“哎呀”一声大叫，只见她猛地跌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待缓过劲来，是擂胸顿足地大骂：“灾狗婆！灾狗婆！”顺手操起吹火筒，就去追打她家那只母狗。我们走近一看，油钵里的油舔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几天，伯娘想起这事就出眼泪，人像中了邪一样，翻来覆去地讲：“那么耐滚了的油，它哪么吃得下？”

我们接着吃没油的菜，只是见了那只狗，都恨不得活剥了它。

双抢过后，伯娘要到郴州的表姐家去走人家，说是原来很好的姊妹，出嫁以后就没有见过面，那边一再地写信催她去。自己平时县城都很少上，也想到大城市去看看。末了，叫我晚上就和其秀一起，帮着剁剁猪草看顾一下家，我满口答应。不过其秀很能干，不要我做事，我只是陪她说说话而已。

我天生不爱动手，嘴巴和大脑却一刻不闲。入夜，小河对面有星星点点照鱼的灯火闪动，总勾起我无限的遐想和向往。于是我鼓动其秀桐翠去照鱼。田里刚刚返青的秧苗稀稀拉拉，白天看不见的泥鳅，晚上都停在泥水表面，火把照到它们竟呆着不动。其秀拿鱼叉挝[zhuā]过去一拖就是一条，原来照鱼这么简单。我拿过鱼叉亲自尝试，但鱼叉在我手上却不像在其秀手中那么轻巧灵活。不是挝不准部位让鱼溜了，就是弄得泥水太响，鱼一下钻入泥中，最终我一条鱼都没挝到。我有些懊丧，突然想到，我走在前面会不会踩到蛇？于是我退到她俩后面。我们沿着河边的水田继续照过去，走着走着，我又感到后背发凉，回头看夜空黑黢黢的，心想该不会碰到鬼吧？我吓得赶紧挤在她俩中间。我夹在她们中间碍手碍脚，一点忙都帮不上，但她们仍然依着我。又过了一阵，环顾四周，别的渔火都已回家；村里灯火熄灭，一片静谧，估计已是午夜时分，我们赶紧往回走。待到家把鱼倒在脸盆中，发现竟有大半盆之多。我们兴奋得不知疲倦，马上又烧火做饭，要赶着吃个新鲜。我跟她们吹，我母亲做的油煎鳅鱼有多么多么好吃。其秀和桐翠讨论鱼是煎还是煮，却发现我的桌上只有半瓦罐盐，油瓶仅剩垫底的一点点油，如果不是顺便在别人家自留地弄了些辣椒，什么佐料都没有。三个人折腾了一阵子，鱼好歹是煮熟了。不过我们只吃了一两口便要呕吐，泥腥味太重了！难怪我们村的人都不爱吃鳅鱼，原来没有油做的鳅鱼根本就不能吃。剩下的鱼叫桐翠统统拿回去喂猪，从此彻底绝了照鱼的念头。

伯娘从郴州回来后，换了个人似的，突然变得无精打采，做事一点劲都没有。乡邻都来打探大城市的新鲜事，伯娘叹道：“唉，人比人气死人了，他们城里人煮菜放油跟放水一样嘞。”两相比较，觉得自己这样变人真是太苦太累。从此整天唉声叹气，讲话的声音再也没有原来那么响亮。

四、老师

有一段时间，我被村小的那架新风琴吸引，天天往邓柏翠老师那里跑，后来干脆搬到她的隔壁住下。先是她弹琴我唱歌，后来她教给我简单的弹奏方法，我会磕磕巴巴地弹奏完整的曲子了，便常常一个人如醉如痴地边弹边唱，引来无数孩子好奇的围观。有老师对我经常“霸”着风琴，旁若无人地弹唱，颇有微辞，似乎不是老师的我，没有资格弹奏那部昂贵的风琴（风琴价值350元，我一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足30元），弄得我心里很不爽。好笑的是，我参加工作后攒足了钱买来风琴时，弹琴的那股热情却又荡然无存了，我的水平便永远停留在初级阶段，此是后话。

当时邓老师找了个大城市的男朋友，要到千里之外去完婚，问我愿不愿意替她代一个月课？我哪会不愿意？我太愿意了！冲着她那31块5的工资，还有弹风琴的资格，我毫不迟疑地应下了这个差事。邓老师拿出语文算术课本给我，对于教学简单地交待了几句，特别强调班上有两个调皮的男孩，比较难管，估计他们会欺生，说实在管不住时就去叫乐老师，他有办法。后来证明邓老师有些多虑了，欺生的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因为我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陌生人。偶尔有某个孩子上课不安心，我只须在点名要其回答问题时，小小地表扬一下，他便能继续安静听课，所以我从来没有去搬过救兵。那时乡村教学实行全包干，什么课都一个人上，一天七节课，有些累，但比起出工好多了。我的语文算术课上得怎么样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最喜欢上的是音乐课，刚刚学会的风琴正好派上用场。我教他们唱歌时做些简单的动作，有时干脆站起来边舞边唱。摇头摆尾之时难免把桌凳弄翻，引得满堂哄笑，我忍不住跟他们一起笑，课堂上闹哄哄的很不严肃，但大家兴致很高学得也快。体育课没什么好教的，男孩子抱着唯一的篮球到晒谷坪上随便玩耍，我不用管他们。女孩子我带她们一起跳绳。记得有种跳法是把绳子加长，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这边进那边出，或双人同进同出，谁绊到绳子算犯规，被罚去甩绳子，这样轮流着跳，小姑娘个个都很高兴。我这个老师当的不像个老师，更像是孩子的玩伴。

意想不到的是，我很受学生欢迎。有天晚上我到村里去玩，经过学校前面的大仓库时，先是听到小声地吃吃的笑声，突然一群孩子齐声高喊：“何老师，教书教得好！”然后从房子后面蹦出，冲到我面前，把我团团围住。我第一次这么受人拥戴，既感动又开心。“士为知己者死”，我恨不得把所有本事都拿出来教给他们。随即我把他们拉到晒谷坪上，先是教他们唱京剧，后又教他们唱一首抒情歌曲，直唱到气短头昏，嗓子干咳。

我一心要回报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对我的热情，自然想让他们分享我心中美好的东西。于是，有一天我绘声绘色地跟他们讲起外国的“步果”树。缘自一本苏联小说的 “步果”树，那时已根植于我心中许多年了。我记得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从父亲的书中发现了一本直版繁体字的苏联小说，我读得异常艰难，但因为它不同于“老三篇”，有着独特的“味道”，使我欲罢不能。至今想不明白的是，在文革那横扫一切“封资修”的疯狂年代，父亲曾将家中清理出来的许多书都付之一炬，为何要保留（或许是遗漏）这么一本有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的“苏修”的书。这本书带来的后果是：少不更事的我，又拿着它跟别的同学交换书看，遂将“毒草”四处散布。我第一次读到的这本苏联小说，在经过岁月的冲刷后，故事情节渐渐模糊，书名也已忘记，却异常清晰地留下两个字——“蘋果”。也许是处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又是说到好吃的东西眼睛就发亮的年纪读到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手头没有字典，“秀才读字读半边”，我把“蘋果”念成了“步果”。

我心中的“步果”树随着年龄增长而长大。在我最后的知青岁月里，为前途渺茫而忧虑的时候，苦得躺下去就再也不想爬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象我的窗前有一株“步果”树，树枝伸入窗内，果实挂满枝头，我张嘴就能吃到“步果”，这时心中的焦虑和痛苦就减轻了许多。我那时是多么渴望天生天养不劳而活啊。及至1978年我到长沙读书，第一次吃到苹果，并弄明白彼“蘋果”实则此苹果时，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天大的笑话。我在自嘲的同时，竟有一丝为“步果”树倒下的难过。

我一辈子从事的气象工作，其实是很单调枯燥的，烦闷之时我常常忆起短暂的教书生涯。不知道当年我这个“白字先生”对那群乡村孩子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他们却使我从此对教育、对孩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后来广泛涉猎中外教育名著，从前人的智慧中获得教子方略，使我受益无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否应该感谢他们，并称他们为老师才对？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罗溪，水泥马路穿村而过，村民们大多建了新房，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彩电、冰箱、洗衣机，与城里人生活别无二致。

邓老师在我走后不久，调到了县城教书。想现在应该是退休在家，含贻弄孙了吧。

小翠还是那么能干乐观。她家的新房子座落在村边，周围种满了瓜果蔬菜。现在，大崽和媳妇在外开车，她帮他们带着一双聪明漂亮的儿女；最令她骄傲的小崽，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书；满女也已嫁人生子。

桐翠跟我说起打工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女工，将工厂的样品毛衣偷出，堂而皇之地穿在身上，竟无半点羞耻之心，结果很快被炒了鱿鱼。而她在那家工厂干了十多年，老板对她十分信任，一直舍不得她走。我想，像她这样吃苦耐劳、诚实善良的员工，哪个老板不喜欢呢？前几年她在县城买了房子，孙崽孙女都在三小读书，墙上贴满了奖状。小家伙们含笑的大眼睛，我似曾相识。

其秀连生三个女儿，非要生个儿子才罢休，我劝阻了她。现在大女小女结婚后，生的青一色的儿子。她逢人就拿出外孙的照片让人欣赏，喜的合不拢嘴。三女儿英语专业的大学生，高挑、清秀、时尚，很有当代年轻人的风采。伯娘已八十五岁高龄，成为村里年纪最大的长者，逢嫁女娶亲，村民请去坐上席，当“老祖宗”一样敬着。原来精瘦的满崽，变成了一个身高1米73，体重90公斤的猛汉，不知是否与吃奶的时间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