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随着电视剧《北大荒人》的热播，唤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共鸣，这就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数以千万计的一代热血“知识青年”。几十年过去，我与许多同学一起回首当年“上山下乡”往事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知青都有一种共识：一是生活艰苦，不堪回首；二是印象深刻，永不后悔。生活艰苦，主要是指劳动强度大，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生活水平低下，更谈不上有什么经济收入。以我所在的石羊茶场为例，1975年的劳动日值是0.12元（每十分工为一个劳动日），我因为年纪小，身体单薄，评定日标准工分为8.5分，即做一天工记8.5分，折合人民币0.102元，当时国家供应的大米牌价是0.138元/斤，猪肉0.78元/斤，还买不回八两大米或二两肉，不够一餐饭吃，生活艰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此艰苦的生活“印象深刻”是正常的，为什么又会“永不后悔”呢？我认为主要是我们从校门、家门直接走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从父母身边的衣食无忧走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这期间又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采茶、炒茶、揉茶；第一次挖土、扯秧、插田；第一次种花生、种豆子、种烤烟；第一次犁田、耙田、挖田角；第一次打砖、烧砖、放炮烧石灰；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的知青还开始了第一次恋爱，甚至偷食禁果，还有的入团、入党，被提拔……太多的第一次像刀刻一样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艰苦的生活阅历也成了我们走出农村以后工作生活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才会有永不后悔的感慨。这里，就有我自己亲历的几个“第一次”。

一、第一次接受“带荤”的民间文化教育

在茶场，为了保证知青们学会做农活，县里要求石羊人民公社从各个大队选派一些出身好、为人正派、有丰富生产经验或技能的农民来“传、帮、带”，这些人有的老实本分，有的性格开朗，对我们都非常热心。

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毛主席派下去的人，比他们要高一等，用他们的话说是“毛主席的满崽满女”。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庄稼把式”，是有本事的人，是我们的师傅。基于这种互相尊重，双方很快融合到了一起，有些人成了终生的朋友。当时有个李师傅，石羊宏发圩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大，性情活泼，种田是把好手，还会开拖拉机，修柴油机等，最受知青欢迎。晚上没事就把他拉到知青宿舍来海阔天空地“谈白”，主要内容是听李师傅讲故事、讲段子，当然都是带“荤”的多。李师傅颇有表演天分，讲起来手舞足蹈、绘声绘色，而我们这些屁事不懂的青皮后生则听得如醉如痴，既新奇又兴奋，常常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笑声。有一次李师傅喝了点小酒后，讲故事时兴致极高，不仅声音比平时高了两度，带“荤”的色彩更浓，我便提醒他“李师傅讲小声点，隔壁住的是女知青，给她们听到了不好” 。李师傅非常自信地说：“没事，你以为女知青就不喜欢听呀？她们比你还喜欢听，不信你过去看看，她们正张开耳朵在听我的‘壁角’呢！”话音刚落，隔壁就传来了女知青“吃、吃、吃”的偷笑声，引来我们又是一场轰笑，原来有七、八个女知青早就当上“旁听生”了。除了听故事、听段子，再就是听山歌了，这些师傅们大多会唱点山歌，李师傅也会唱一些，但嗓子不太好。最受欢迎的是宋礼大，石羊宋家人，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不仅嗓门好，胆子也大，工间休息、收工路上只要有人起哄，他就会唱上一两段。比如较素的：“一条大路长又长，大路边上砌学堂，门前过了好多黄花女，想死了好多的读书郎。”稍荤一点的：“柑子园来柑子园，摘个柑子给妹尝，柑子好吃树难栽啊，妹妹好耍口难开。”再荤一点的：“柑子园来柑子园，妹尝柑子甜不甜？柑子好吃要剥皮啊，妹妹好耍要脱衣裳。”当然还有更荤的，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在那个“八个样榜戏”包打天下，茶场既无电视机又无收音机的时代，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精神十分空虚，靠着这些荤素不一的故事、段子、山歌给我们祛乏解闷，带来些许的宽慰和快乐，也是贫下中农对我们这些在学校连生理卫生课都没上过一堂的混沌小子上的性启蒙教育课吧。

二、第一次身陷“囹圄”

1974年冬天来临之际，工作任务进入冬闲状态，我们白天打牌、下棋消磨时间，晚上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凑在地炉子旁漫无边际地扯谈。那段时间天气特别寒冷，北风呼啸，冰冷刺骨，茶场又没有烤火煤，于是我们把眼睛盯在了公路上拉煤的汽车上。当时新田有一个火力发电厂，为解决燃煤，县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汽车队，每天到嘉禾拉煤的车有七、八辆，新嘉公路从茶场穿过，开车的司机大多与我们的父、兄辈相熟，很多的知青就靠搭顺风车往返县城，这就给我们上车卸煤创造了机会。每当有知青（主要是女知青）拦住车后，几个男知青就迅速地爬上车厢，或用麻袋或用畚箕，大块的煤就直接丢下车，不用两分钟就可弄下两三百斤煤。那时在嘉禾买煤是以车为单位计费，运回新田也不用过磅验收，所以一些司机睁只眼闭只眼，很少加以阻止，也许是可怜我们吧，这样总算解决了烤火问题。当时我们也没有“盗取国家财产”的意识，觉得只是刮了点国家的“油”而已。后来的一件事才使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烤火煤解决后，晚上烤火的时间长，茶场的伙食差，油水少，不到10点钟肚子就“咕咕”直响，拿什么来充饥呢？家庭条件好的知青煮一碗从家里带来的面条、面灰团子就是很奢侈的了，我们这些穷一点的知青就动了歪脑筋，瞄上了来年用来打秧的窖中的红薯。窖有五、六米深，平时都是用梯子上下，我和另外三个知青来到窖旁，先用一根竹竿直立在窖里，我顺着竹竿滑下去，上面的人用绳子把畚箕吊下来，装满后拉上去，我再顺竹竿爬上来，神不知鬼不觉就可以吃上红薯汤、煨红薯充饥了。一次，我们又到窖里去搞红薯吃，我正在下面装红薯，突然茶场场长谢福生带了几个人从旁边经过，上面几个知青见状急忙溜之大吉。谢福生看到一根竹竿立在窖中，感到奇怪，就走到窖边来查看，对着窖口问道：“底下有不有人？在搞什么？”我一听是场领导的声音，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哪里还敢答话！谢福生旋即明白过来，他把竹竿收上地面后，就故意坐在窖沿上抽起烟来，不知过了多久，我在窖底下气满胸闷，刺鼻的坏红薯味让我难以忍受，而窖底的老鼠以为我走了又出来啃红薯吃，不时地撞在我的脚上、手上，吱吱乱叫。又冷又黑，又闷又怕，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谢福生弄清楚是我以后，就叫人把竹竿放下，让我爬了上来。谢福生知道我是年龄最小的知青（我当时仅16岁），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也没有过多地为难我，只拍着我的脑壳说了一句：“娃，这是用来留种的红薯，你今天吃一个，明年就是茶场的几十斤口粮，该不该吃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让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几十年中再未拿过非份之财，这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三、第一次被“公平”地欺骗

茶场的场部离开知青宿舍区有1.1公里，食堂设在场部。1974年冬季下大雪，近二十多天被冰雪覆盖，我们七、八个男女知青躲在宿舍里烤火，谁都不想出门，但到了吃饭时间又不得不出门，于是有个女知青就要我们男知青派一个人去打饭菜回宿舍吃。我们几个男的对这个无法拒绝的好建议面面相觑，没有一个自告奋勇的人。这时全茶场公认的老实人姜建民提出“拈阄”，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于是他就马上做了五个“阄”，其中一个“阄”上写的是“去”，其余四个写“不去”，拈到“去”的无条件为其他几个人打饭。姜建民煞有介事地说：“樊平安，你最小，照顾你先拈”，我见大家这么客气，伸手就拈了一个，打开一看赫然写着个“去”字，姜建民就说：“既然你拈到‘去’了，我们就不用再拈了嘛。去去去，去打饭。”我在大家的笑声和催促声中打了一天饭，第二天我不服气又拈，一打开又是个“去”，第三天又是“涛声依旧”，我只有自怨手气太差，命不如人。第四天再拈仍是中了头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次次都是拈“去”呢？万般无奈之下抬起头来环视大家一眼，突然发现大家的笑容有些诡异，我突然觉得这其中有诈，赶紧把其余的“阄”逐个打开一看，上面竟然写的全都是“去”字，我这才恍然大悟，不是我手气差，命不好，而是早就中了别人的圈套，再拈一百次我也不可能改变去打饭的命运！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老实的人也会有花花肠子，再公平的方法也有可能出现不公平的结果。

从1974年4月5日下乡到石羊茶场至1976年12月25日当兵入伍离开，整整两年八个月又二十天，每个人都发生了无数个“第一次”，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有些是美好的，有些是苦涩的，但都成了我们的财富，我写的这些姑妄称之为“青涩的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