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塘上户村，新田十排刘家望族，村中有一种有别于其它村落的文化氛围。

在中国，依家族辈份排名时，姓置前，家族上规定字号一律放在中间，后面配一个有别于他人的字，组成一个人的全名。而在莲花乡上户村，早已不按这约定俗成的规则取名了。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将家谱上规定的字号，放置在名字的最后面，如刘展孝，孝是辈份。这使人觉得奇特的取名方法，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看下表：

表一：刘文佐及其后代各辈名字举例表

注：下面有“  ”者为辈份

表二：清末民初至今各辈名字举例表

1、从表一可以看出，第一代至第五代均按常规取名方式。从第六代起，起名开始变异，有常规与非常规（把辈份派字放在姓名后的位置上），两种取名方式，有每隔两代变换一次的规律。

2、表二与表一对照，可发现1794年的一个多世纪后，村民并未按照刘兴祖、刘辉祖、刘尚宗（字绍书）、刘自宗（字振昌）一样非常规取名，而是按常规取名为刘祖良、刘祖德、刘宗汉和刘宗亮。变异的取名法，是刘氏先辈通过文辞推敲，上下两字顺序的调换，求得名字音韵和谐、内涵丰富，听起来悦耳，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取得“佳名”尝试的结果。

3、从表一、表二可以看出，完成整体（全村）变异是业、孝两辈的取名。这与几个关键性人物有关，他们是出身殷实的刘上成，人称厚斋先生，他给后来被全村同辈人称为大哥的儿子取名刘俊业（字普光）。接着，秀才出身、德高望重的刘大寿，又将自己的大儿子取名刘焕业。担任40年私塾教师的刘俊业的两个儿子出生早于全村同辈份人，取名刘申孝、刘克孝，全村又照例行事。刘俊来的孙子又是全村的友字辈大哥，在“友善”或“善友”两者中，他当然是选择“友善”为其孙命名。同时，出于对长者的尊重，并取得佳名，不少人意请“大寿老者”（村人的敬称）和普光先生给新添的孩子取名，这种亲族之情和辈份之威无疑有利于全村取名时新的一轮变异。

4、从上述两表中得知，这一命名变换规律的形成，大约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莲花塘上户村的人们为取得命名“用丽俱得”效果，作了长期的探索。

与莲花塘上户村共饮一口井水的下户村的业字辈，晚出于上户村的同辈人。全村业字辈人绝大部分将辈份字号置后，取名为刘治业、刘郡业等。该村我兄弟三人，两个哥哥取名为刘来业芳、刘业勤，而弟弟则为刘巽业，由此可见上户村的取名方式对邻村的影响。金陵乡万鳌头村，全村辈份按“校书开大业”排列，在上、中、下三房中，唯有上房人在书开两辈人取名时，也将家谱上规定的字号放置在名字的最后，如刘信书、刘宗书、刘奉开、刘兹开。但上述两个村人们的取名，均未像莲花上户村人取名时形成规律性的变异。

莲花塘上户村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现象，有的人的名，倒过来又成了他的字或号。如有个叫刘修业的，反过来叫刘业修。有个叫刘仁孝的，反过来叫刘孝仁，习以为常，大家不以为怪，而别地方听起来则是很感奇怪的事了。

为未生子女预先设想名字，并正式记录下来，在莲花上户村现存民国十九年（1930年）为刘大节立的墓碑上找到了实证。碑上刻着：“儿少华、女彩章、孙育孝、笃孝敬立”。当时刘少华并无子女，得两子只是他的期盼。1933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取名刘笃孝，1936年，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取名刘育孝，与墓碑上排列顺序调换了一下。2001年，刘笃孝（刘欣）的墓碑上，在敬立墓碑的子孙名单中，也刻上了尚未出生的曾孙女刘华瑶的名字。为未生子女预先设想名字，在既生之后，仍要依照实际所生与设想的或男孩或女孩的乳名是否符合，再定夺。

为了生活中的方便，给某一个以他本人家庭及众人都能接受的叫法，在村中也是常事。如两个女孩同名，其中一个有三个哥哥，则众人称她为“三哥妹”。当然也有叫“三姐弟”的。这不是正式取名，只是一种带有泥土味的称呼，但它突显出莲花塘上户人朴实中的智慧与诙谐。

上述事实，均系莲花上户人对具有“更雅而寓意美之名”这一追求的必然产物，给丰富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内容。

书法悦情忆故人

当参观书法展览，在名家墨宝前，一阵墨香扑面而来，真是书法悦情乐心。由此，我想起莲花塘上户村已故的能诗词并擅长书法的刘灿业、刘笔霞和刘欣三人。他们受极具特色的江南乡村那种深厚博大文化底蕴的熏陶，经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在业师的指导下，遂对书法兴趣深厚，从蹒跚学步经长期苦练，随着悟性的提高，功业增进，遂成为当年新田书法界有影响的人物。

刘灿业（1916—1958年），出生于书香之家，曾到北京求学。自幼喜爱书法，后因书法而声名鹊起，为新田书法界后起之秀，是莲花三人中书法成就最突出者。当年他自拟并书写的对联、牌匾，可以说是遍及新田城及北乡一带。解放前夕，他直接书写在莲花乡黄牛坪白家门楼的“天半珠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联，现只剩下“山间明月”几个字，是迄今已找到的他的笔迹。解放初期，任新田县法院书记（记录员），后调新田县中任教。这期间，县中新建大礼堂门上方的“礼堂”二字，“新田县人民委员会”、“新田汽车站”、“新田县文化馆”和“新田县城关菜市场”等牌匾都是他书写的，这些都因建筑改建而不复存在。也许有人还保留着当年新田县初级中学毕业证书，上面校长“李维元”的签名，也出自他的手笔。

现在只能从下面两件事来证明其古文和书法的造诣。

1946年，县内各界人士给曹茂琮师长的母亲祝大寿的寿屏由谁来写，是件慎重的事，在众多被推选者中，最后决定由当时任县中文老师兼教导员的刘灿业来承担。酬金是八十担稻谷，折合现在的价值是八千元人民币左右，时间也花不了三五天，可见其墨润是如何丰厚的了。

1947年，刘灿业代谢翁拟联并书写挽姻兄刘赞青：“令郎未冠，太母已衰，君赴重泉无限恨；玉树其倾，葮莩失荫，我来执拂有余哀。”刘赞青系莲花新屋场人，毕业于省优级师范，后任江苏沙川、福建寿宁、湖南永明县长，曾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不少挽联都出自县内知识界名流。上联对逝者的评价，哀悼之情及书法，均得众人首肯。

刘笔霞（1917—1998年）其祖父学养颇深，故能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当时的私塾又极重视写字教学，天资聪敏又经长期苦练的她终成为新田书法界女子第一人。至今在县内未见那位女士的书法超过她的水平。

刘笔霞的字遒劲潇洒、线条流畅、笔法娴熟、颇具章法。其字体颀长，笔力沉着凝重，凝重中见刚毅，有峻拔雄健的气概，细细品味，有一种古朴、拙雅的气息。

20世纪40至50年代，是刘笔霞书法创作的盛旺期，书写了县内不少匾牌。解放初原中山公园改为体育场时，朝南的牌坊上，她题写的“新田县大队体育场”八个大字，浓墨遒劲，方挺有力，至今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

她是从不写字送人的，但我得到她二张宽72厘米，长48厘米的书法作品。一张是：

郭老赠

毛主席

泽色绘成新世界，

东风吹变旧山河！

另一张写道：

彭帅说：唐边塞诗人王之焕的《出塞》表现了对祖国大西北自然风光的爱，但有哀怨情调；而杨昌浚（左宗棠部将）诗，则有改天换地的气概：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两张均不写自己的诗词，而写著名人物之作，同时均无上款也无下款，这也不符常规。她是不愿再受文字之累，真是用心良苦。

一次与她谈及物价上涨而回忆解放前通货膨胀的情形，深有感触，见我案头有稿纸和笔，她便步李后主《虞美人》原韵，写下了：

虞美人 何时了

物价飞涨何时了，米价知多少？小民日夜盼回风，钞票不堪回首几年中。旧钞一样前车在，只把圈儿改，问君能改几多圈，恰似双行泪点滴时园！

物价不久就回落了，她与我都笑了，笑认识上的差误。

这张无意中留下的硬笔字，苍劲老到，看不出是出自耄耄老媪之手，令人折服。

刘欣（1933—2000年），早在小学时就喜欢上了写字课，酷爱描红。他从柳体入手，临遍颜、柳、欧、赵，为以后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在长期的苦练中，要求既有帖上的东西，又有自己的东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艺术是需要天分的，天分是书法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刘欣是既有这份天分又不断在书法上奋发进取的人，作为一个业余书法爱好者，真是闲睱搏墨海、业余辅正功。

刘欣的字方园相间、刚柔相济、苍俊挺丽、严而不拘、松而不散、疏密咸宜，有一股散淡清雅之气，飘逸潇洒的风格。

文革中，刘欣遭厄运，停笔十余年，就连他过去的题词，所写匾牌、楹联，包括当时新田县城最大的“百货公司”几个字，全部铲除毁掉。恢复工作后，在繁忙工作之余，不断在钻研书法技巧，汲取广博知识，提高艺术修养上苦下功夫。

笔者现存有他赠予的《金婚咏怀一九四九——一九九九》和另一首《金婚偶成》：无酒无客度金婚，远离尘嚣养精神。淡妆配花留小影，华发翁媪与时新。书赠二弟留念已卯仲冬上浣之九日。

另有一宽54厘米，长39厘米的手迹一张，上写：“拜读县委奇才书记新作三首，笔秀意切，启迪殊深，不顾东施之嫌，聊尽景慕之意，遣诸笔端，乞予哂正。”下边写奇才同志诗三首及和诗三首。其中有奇才书记的《共勉》：“举杯频仍意志浓，共图伟业建奇功。问君壮志安如许，缘在春风浩荡中。”刘欣的《和共勉》：“水乳交融春意浓，干群同立四化功。为使邦国宏图展，齐攀泰岳第一峰。”真是笔秀意切，突显参政意识，服务桑梓。现故人西去，弥足珍贵。

《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今安在？

一天，笔霞大姐特来我处，要我关注一件旧事。

前不久，莲花塘下户村刘铁基告诉她，解放初，刘铁基（时任新田县第一区法院审判员）与刘金光（当时是莲花上户村农民协会主要负责人）到她家检查。在藏书楼中，发现《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毛泽东讲演，刘晓桑记录的油印小册子。按当时办事原则，私人是不能拿走地主家的财物的，仍将小册子放回原处，两人也再没过问此事了。

后来，我在两位当事人中证实了此事。寻找多年，至今不见小册子的踪影，但我认定他们当年确实看见过有这样一本小册子的。理由是：刘笔霞家的藏书楼藏书多，两个大楼排着百多个书箱，有古式的，也有新式的玻璃柜。柜子都编了号，书箱按“天地玄黄……”编号，还有几个大柜是用来收藏字画和文物的。是新田北乡唯一的一家藏书楼。在这“书海”中，她父亲刘晓桑放一本小册子，他的儿女无所知而被外人偶然发现，这是不足为怪的；以刘铁基、刘金光当时的职务到地主家查看，是工作职责，上过她家的藏书楼是可以肯定的；两人都识字，特别是刘铁基，按文化程度和社会经历，对毛泽东的讲演稿引起注意并多年不忘，符合情理；如果不亲眼见到《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这一标题，两人不具备编出这一标题的语言水平；这一标题很符合毛泽东的语言特点和当时的时代背景：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在广东作农民运动报告是无容置疑的；当时刘晓桑正在广东任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即南雄、韶关、连州）教官，与苏北徽、蔡和森、吴玉章、林伯渠诸位革命前辈友善，所以毛泽东讲演时，刘晓桑作记录的事实可信；毛泽东的早期诗稿、文稿遗失的事不少，如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失而复得所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②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笔霞大姐家中的藏书楼在土改时已改作一般民居房，书籍和文物早已失散或烧毁。知道有这么一本小册子的四人中，已有三人离开了人世，而《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你在哪里？

注：①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在这前毛泽东写的一篇短文《反对本本主义》。

②《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6页。

 2009年8月1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