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4月1号下乡的，为什么记得这么准确？因为这一天刚好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还有就是这一天，我母亲因我下乡（她是个不认字的家庭妇女，而我又是家里的独子，在她看来，这一下去，我就永远成了“农村人”，再也回不到城里来了），心里又痛又急，突发脑溢血。幸好我当天赶了回来，急忙下了家里的门板，和邻居一起把她抬到县医院，要不，那一天也就成了她老人家的忌日。住了二十多天院，母亲的命是保住了，但却丧失了说话能力。此后，她只能说出几个单独的词，并且还是她从小就说的“南乡话”，而她说了大半辈子的“官话”，却是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这种令人心碎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她老人家1988年逝世，几近20年，这成了我对知青岁月永久的记忆，心灵深处永远的痛！

我们那时是真正的“插队落户”，约定一起下放的三个人经选择，被知青办分到了立新公社（现在的茂家乡）小坪塘大队。我们的户口就落在了这儿，成了这个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公社社员。那时我们选择插队地点的“标准”似乎也比较浪漫，就是想象在城里一样，村边有条小河，收工后可以在河里洗澡洗衣服。但由于我们下得比较晚，立新公社也有条小河，但小河流经的三四个村子早就有知青捷足先登，人满为患了，不能再接纳我们。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小坪塘，因这村门口有一亩多大的一张塘，一眼看去，波光粼粼，惹人喜爱。但知青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大多时候收工回来连饭都做不赢，哪里还有时间和情致去小河里洗衣裳？

上级要求：知青们要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谓之“三同”） 。其实，我们跟村民们除了“同劳动”之外，“吃”是自己煮了吃，“住”也是知青们单独住。先说“同劳动”：一年365天，除了春节前后的那几天，平时是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每天天不亮，生产队长就把哨子吹得满村响，催着全村男女老少起床出工。春插秧，夏割禾，秋收红薯，冬挖板田，可以说一天闲空也没有。天天跟村民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所有农事（犁田、耙田除外）都是我们下农村的第一年学会的。最累的是春插秧、夏双抢，整天勾着腰在田里扯秧、插秧，割稻子，还得时时警惕空中咬人的稻飞虱和水下吸血的蚂蝗，一天下来，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最最累的莫过于打石灰，上山割柴草。俗话说：“读书怕过考，种田怕灰咬” 。攀着一大粪箕几十斤重的刚化开的生石灰，在田里穿行，用手抓了石灰，一把把撒在齐腰深的禾苗上。随风飞扬的石灰呛得眼睛红肿鼻子酸不说，浑身又是水又是汗的，几天下来，泡在水里的小腿以下部位及一双手掌，被石灰“咬”的伤口累累，接着还得出工，伤口被汗水一浸，痛得出生眼泪。秋天了，除了挖红薯收晚稻外，上山割柴草也是一年的必做功。一部分柴草用于队里烧砖瓦（卖了钱好年终分红），一部分就用来做饭菜。村民们技术娴熟，镰刀锋利，一弓腰，左手一搂，右手顺势“刷刷刷”的，一下子就能割倒一大片。而我们呢，镰刀不会磨，肯定不快，还怕一不留神割到手，弯下腰去，像割稻子一样，左手握住一把，右手使劲割，才能割下一小把来。等到我们好不容易割够一担柴草时，村民们已把大半个山岭割得精光。拢柴、捆柴，插扦担，把一百多斤的一担柴草挑到山脚下时，确实是又累又饿口又干。记得第一次上山割柴草挑到山脚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水田去选了一个脚凼，这儿的水深一点，清亮点，尽管旁边就堆着一大堆牛屎肥，我还是忍不住饥渴，就在这脚凼里灌进了一肚子牛粪水。

再说说我们的“住”。知道我们要来插队，生产队就向社员借了一间他们家原来用于堆放柴草和养猪的房子，稍微平整了一下地面，垒了个土灶，给我们三个人做了煮饭休息之所，然后又让我们在村子旁一栋宽大的两层楼房的楼上打地铺睡觉（没有床架）。面对着这座当时全村最气派最高大的房子，生产队仅在一楼的厅堂和两边四大间厢房里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开始也有点儿疑惑：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人住？来了几个月，跟一些村民熟了，这才有“好事多嘴”的同龄人给我们透了底：原来这栋房屋的主人是个独身“地主”（房子是他的祖业，也不知为什么，“土改”时没分给穷人），“滥杀风”一来，他就吓得在这房子里吊死了，而上吊的地点就是我们天天上楼睡觉时要爬上爬下的那个楼道口。幸好我们有三个人，即使知道了真相，也仗着年轻人阳气高，心里不惊，夜里睡得安安稳稳。但有时两个回了城，只一人留守时，刚躺下那阵，心里也还是有点打鼓，好在白天出工太累，那鼓也打不了多久就酣然睡去。

而我们的“吃”呢，根据国家政策，我们下放的前半年，国

家还为我们提供商品粮油，每个月的粮食供应量还由在城里的24斤提高到30斤；每月发5元钱生活费，给我们从公社粮站买回那30斤米2两茶油及吃的食盐，点的煤油,洗衣用的肥皂（另外还有50元安家费，给我们买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锄头粪箕、斗笠蓑衣等等）。而吃的菜，则要靠自己种。队里也给我们分了自留地，说是“照顾”我们，把自留地就分在村旁。但我们没有自己的厕所，房前屋后的阳沟也早就有了主人，所以人粪尿，阳沟肥都没有，附近村民家家养的那几只下蛋的母鸡还时时关顾我们的自留地，刨划啄食，连撒下的菜籽也刨了吃掉，那地里还能长出什么来？除了家里带去的一点坛子菜，什么也没有。下乡时正值春末，生产队里给我们分了两斤饭豆（那时农村反正是收什么就分什么），我也照着母亲的操作程序，蒸熟了准备做霉豆豉吃。蒸也蒸得烂烂的，霉也霉得喷香的，可腌了半个来月夹出来吃的时候，却酸得下不了口，原来是盐放少了。没菜吃啊，酸就酸吃吧，比没菜吃总好得多。秋天分了红薯，除了当饭，我们还把红薯切成一片一片的，丢进酸水坛子里，浸酸红薯吃，饭是它，菜也是它。一米七高的个子，九十斤菜，当地的村民还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老龙啊，还是我们这儿的水养人，看看你，连背胛都吃圆了！”摸着搓衣板似的胸膛，也只得“是啊是啊”地随声附和。

啊，我那难忘的知青生活！尽管苦，累，但它给予我的磨难历练，可说是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它所给予我农民的情感、勤劳和纯朴，让我受用终生！最值得庆幸的是，在母亲的有生之年，我回到了城里，回到了她的身旁，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陪伴着她安度了她人生的最后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