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一场全国大内乱。

“文革”期间，说什么贫下中农是最高法院，造反派可以滥杀无辜。全县共杀掉“五类分子”近700人。五乡圩富农蒋贤春被杀后，老婆投水自杀，儿子蒋德保写了一条标语“毛主席万岁!”贴在他房间阴暗角落的尿桶上，被造反派发现，报告上级来人把他抓到看守所关押，说他侮辱毛主席，判刑七年。

1967年8月间的一天上午，我从县里与一位在冷水滩造纸厂工作的老乡胡某一道回家探亲，他身上带有手枪。碰巧这天公社开斗争大会，会场设在下圩水库的退水田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到会场观看。此时会场上己站了好几百人，会场中心跪着两个人，旁边还有很多被捆的“五类分子”。跪着的两人是黄家舍村地主唐守尧和他的儿子唐国安，主要是斗争唐守尧。周围站着很多民兵，都带有梭标、镰刀，还有带斧头的。与我同时回乡的胡某也到会场看热闹，他还拿出手枪在周围亮相。斗争大会上有一男一女站在地主唐守尧的背后，一边诉苦，一边用棒锤猛打唐，不一会那位男子一边喊打，一边用做木工的斧子将唐守尧的左耳割了下来，鲜血直流，诉苦者还不解恨，用斧子将唐守尧的后脑砍掉半边，倒在血泊之中。跪在唐守尧旁边的儿子唐国安吓得三魂失了两魂，周围的民兵你看我，我看你不敢动手，知市坪村一位民兵是退伍军人，顺手从胡某手上夺过手枪，朝唐国安的后背开了一枪，唐应声倒了下去，但没有死，周围的民兵涌了上来，你一梭标，他一梭标，肠子肝花全部流了出来，惨无人道。当天下午上级来了指示不准乱杀人，原来准备要杀的雷某侥幸逃脱了这场灾难。

1980年，县里清理文革“滥杀风"，我被抽调参加调查组，对城东、立新、金陵三个公社进行了调查。城东公社共杀“五类分子”23人；下车大队黄广亮被杀后，儿子被人瞧不起投水身亡。74岁的贫农黄广发带养地主陆满凤的儿子黄象佳，抚养多年被杀掉，陆满凤的另一个儿子黄象义也被杀掉。立新公社杀掉15人，勤俭大队宋老师被杀，老婆改嫁，两个儿子流落他乡；金陵公社杀掉12人。八十年代初期，落实党的政策，对那些无辜受害者的家属和子女给予了安慰和适当的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