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红色政权丢了十分之九，各地党政领导了阶下囚，极左派拥有二百万人枪、觊觎全国政权，内战不断升级，除了动用军队别无良策。我部三支两军，力微任重，赴汤蹈火创造新局面，人们风传新田“文革”中出现四大奇迹：

一、最忧心的是粮食问题。新田是“五保”县，长期以来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内战如火如荼，中断粮食救济，群众没饭吃怎么得了！这可是天字号第一件大事，我们都有忧患意识。事不宜迟把全县领导权抓在手里，我们不认为新田有走资派，大量启用地方干部学大寨，夺取粮食丰收。这对文革可就是釜底抽薪了，为此出现了一个插曲。地区造反派指斥我：“你敢说新田没有走资派？你大胆以生产压革命！”他们鞭长莫及，得知新田造反派也同情抓粮食后才不了了之。我们以民生为本，猛促生产，在动乱情况下解决新田多年困扰的吃饭问题，而且有余粮卖给国家，这句话不是自吹自擂，事实作证，有目共睹。人们看新田突变感慨不已，省革委在新田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47军军长黎原赞叹：新田条件差，搞的这么好，在全省很有号召力。

二、最关键的是抓农业技术推广。杂交水稻，不是现在才有，早在六十年代，新田杂交水稻就盛极一时。部队三支两军，我们急于抓粮食，除兴修水利，扩大双季稻外，鼓励农场试制良种，“农垦五八”良种在新田打开了通路。农技干部任岳凡设想水稻良种杂交，培育比“农垦五八”更高产的新品种。军方极为重视，既当伯乐又负责推广，结果是粮食大幅度增产，为新田人民创造福祉，给三支两军帮了大忙。作为杂交水稻，当时是一项重大发明，那时人们对“杂交水稻”还很陌生，新田杂交水稻横空出世，在湖南乃至全国没有先例。惊动省革委再一次来新田召开现场会，参加会议的400多人半数以上是农业专家和农技干部，会议名称是“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把新田杂交水稻提升到农业科学技术高度加以推广，各地自发到新田参观的二万多人，由此新田杂交水稻饮誉三湘。可惜创造奇迹的任岳凡当了官，他的杂交水稻搁浅了。

三、最重要的是重新建党建政。文革初期，军队不介入，思想早介入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是我的座右铭。到大军区接受三支两军任务，知形势严峻，运动不限于反修防修，被野心家利用，正在倾国，威胁军权。造反派的口号是“不能和平过渡，要进行国内战争”，几次冲击军区，“49军从湖南滚出去”。周恩来祈求造反派“野战军的人不能打，枪不能夺”，明显牺牲地方军，准备靠野战军再打一次解放战争，可见形势异常险恶。当时新田同样是一场浩劫，军人“四不”，伤痕累累，从造反派手里夺回党政财文大权，谈何容易！我们迎难而上，名为支左，实则制止动乱，关键是正确对待群众。尽管新田当时武斗成风，仍然认为革命群众拥护党，忠于毛主席，我们积极争取造反派，尤其对立面头面人物，不厌其烦，广交朋友，共同响应毛主席号召，实行大联合三结合。1967年下半年成立新田县“革筹”，解散各派造反组织，在全省是最早的，三湘大地狂风恶浪，偏僻小县云开日出。1968年2月成立湖南省最早的县级革命委员会，全省出现第一个重新建党建政，恢复正常秩序，没有武斗造反的新田县，特大新闻不胫而走。对周边的县市、省内外都有影响。“文革死角”“世外桃园”，敌视和赞许众说纷纭，外地人多认为新田压制革命左派，不合潮流，在我看来结束动乱早，减少损失，有利于支工支农发展生产。

四、最幸运的是得到了一代伟人的高度赞扬。新田学大寨小有成就，出席省先代会就不错了，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赞誉新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最高指示”红极一时，某些人质疑新田值不值，领袖开口又怎么样！应该说前段抓革命促生产，成绩斐然。每年几十辆卡车给新田运救济粮两三个月，三支两军摘掉“五保”县帽子，新田粮食跨纲要，省内跨纲要的县凤毛麟角。我们不是要当先进，考虑最多的是，中央把这个县交我们三支两军，不能眼看着群众没饭吃。不解决动乱，一切无从谈起。先进不请自来，也不是来自浮夸，与王震两次考察新田有关。今天说的奇迹不是这个，是毛主席从不轻易表扬某个单位，建国后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农业学大寨，第二次是新田安乡，也是最后一次，难得一代伟人再开金口，对新田来说千载难逢，意义深远。可能和形势有关，“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文化革命演变为武化革命，危机四伏，三支两军消弭内战，大地复苏，给领袖带来怡愉，“山花烂漫”的憧憬，树典型启动大国中兴的心境，是不难理解的。

突发“史无前例”，天下大乱，愈演愈烈，中央令解放军以三支两军名义，收拾混乱局面。我们有尚方宝剑，有铁血军魂的军人气质，有大办民兵基础，全县组建五万民兵，几十个武装基干连，一个步兵团的实力，对比造反组织有绝对优势。可是中央命令：“解放军不得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无论是革命的或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造反派的消息很灵通，知道牺牲地方军，向我们开枪怎么办？我拥护中央决定不是怕死，生命早置之度外了。我想中央号召人民造反，回过头来向造反派开枪，不但不能制止动乱，反而会乱上加乱。我们三支两军赤手回天，困难重重，所以要忍辱负重，利用解放军政治工作优势，终于完成一个县的三支两军任务，无愧于新田父老。昔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我经历文革领悟到“国家不幸，军人不幸”我无怨无悔，因为我实践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在动乱中泣鬼神裂金石有了付出，竭尽了军人职责。风云变幻无常，我在长期的人武工作中获得了不少荣誉，拥有许多光环：多次出席先代会，当选省级三个委员，军分区副政委兼新田县委书记，七年“四好”不沾边的县人武部被评为省区标兵，省革委两次在新田召开现场会，后进的新田县评上湖南乃至全国学大寨标兵，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原因是我从不炫耀自己。新田小有成就不是孤立的，在解放军的伟大群体中我是沧海一粟。国家拿出280万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在国家危难之时挽狂澜于既倒，我为有这样伟大军队感到骄傲。不无遗憾是三支两军，砥柱中流的爱国行动被人误解。

1973年结束三支两军，我调回零陵分区，当选分区党委常委、副政委兼分区纪委书记，分管组织工作。我曾在三个人武部当过领导，熟悉业务，且有感情，下基层的各类差事当仁不让。

1983年离职休养，躬逢盛世，感慨万千，心静不下来，便从事文学创作，“文化爱国寸心驰，尽管没有生花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