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黄亨明和共产党员曾令钧、曾令铨三同志，于1927年农历9月26日、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关进大牢，1928年6月19日同时被杀害于长沙小西门外黄家垄。就义时黄亨明22岁，曾令钧25岁，曾令铨23岁。

三位烈士是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和杀害的呢？1985年在编写新田工运、农运史时对这个问题曾作了番调查，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走访了一些知情人士，资料表明：

1926年5月，衡阳学联共产党组织派党、团骨干黄亨明、曾令钧、曾令铨、张汉涛、程启汉、黄华清、胡斌等回老家新田开展农运工作。10月上旬，共产党员何援华、青年团员蒋方正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毕业回到湖南，湖南省农运部易礼容部长即派遣二人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新田协助农运工作的开展。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回到新田后，曾令钧负责上下联系，经与县政府多次交涉，活动经费、工作人员工资均由县库开支。随即在武庙成立中国国民党新田县党部筹备处，10月底新田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11月女界联合会、总工会、商民协会、学联相继成立。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如黎英、张翊、欧和、何芳藻、陈顺生、蒋梅初、谢明相、王天禄等。

从1926年5月开始至1927年5月仅仅一年时间全县就发展区乡农会100多个、会员15000余人，形势一派大好。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的反革命派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5月底，新田团防局派兵封闭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并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

黄亨明、曾令钧、曾令铨等秘密离开新田，到衡阳找党组织。7月中旬，他们带着新的战斗任务（即“转入地下活动，坚持秘密组织，发动武装暴动”）返回新田。黄亨明化装成一个四、五十岁的宁远人，长头发、黑眼镜、八字须，以城南小学（双碧）、黄氏小学教员身份，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回到家乡鱼池头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暴动。鱼池头村的黄树生、黄运苟回忆说：“我们已有20多人，准备好梭标，大刀、乌铳等武器，只等亨明一声令下，即进入大山源一带起事。”

黄亨明、曾令钧、曾令铨返回新田的消息，被一个混入县农协并当上委员的地主分子郑某得知，他立即向县长龚治勃告密，龚治勃正在日夜为怎么才能把三个人抓住，以便向主子交差而发愁。听到告密后，非常高兴，当即许以重金，要郑某继续侦查。郑某在县城明查暗访，终于得知黄亨明在城南小学、黄氏小学当教员。上课时，他悄悄地一个个教室排查，未发现黄明亨，因为黄亨明的妆化得太巧妙了。可是郑某对那个宁远人却有怀疑，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龚治勃。龚治勃采取逼交的办法，于1927年（农历）9月26日上午派兵直抵城南小学，逼迫校长交出黄亨明，否则以包庇共匪罪论处。这位校长极力反对，说他们冤枉好人，扰乱学校教学秩序。兵丁不由分说，拉着校长就要到县政府去，黄亨明刚上完音乐课，句句听得清楚，他考虑不能连累校长，于是挺身而出，大喝道：“不关校长的事，我就是黄亨明，快把校长放了，我跟你们走！”随即摘下眼镜，撕掉胡须。全校师生和围观群众，莫不肃然起敬，夸赞黄亨明是好汉，是英雄！

黄亨明被团防局抓走的消息立即在全城传开了。

第二天，即1927年（农历）9月27日，是令钧、令铨的父亲曾道一五十大寿，令钧、令铨都在家为父亲祝寿。天蒙蒙亮，县工会骨干黄新生就跑来报告黄亨明被捕的消息，要令钧、令铨赶快躲避一下。早饭后，县女界联合会主任黎英也急匆匆地赶来说：“你俩快跑，警备队马上就来了。”令钧说：“你和黄新生同志快躲避一下，我俩准备离开新田。”令钧兄弟立即隐蔽在村子后龙山林深处，准备天黑后赶到高山麻窝窑和程启汉、张汉涛等一起离开新田。正晌午来了一个伪装打渔鼓的暗探，不一会儿令钧兄弟的叔父也从城里回来了，其实他是和县警备队一起来的，警备队暂停龙岗山下，等待令钧叔父的号令行事。令钧叔父一进门未见令钧兄弟，便问令钧的父亲：“怎么未见二位侄儿，连父亲的生日都忘记了？”令钧父亲见是一家人，便把实情告诉了他。令钧叔父立即跑到后龙山找到令钧兄弟说：“我刚从城里回来，给你们兄弟报个信，县警备队是去刘家山的，不会来抓你们，快回去，你们石家洞的舅父还在等你们去陪酒哩！”令钧兄弟虽知叔父不是一个好人，但万没有想到会害自己的亲侄子。其实令钧兄弟哪里知道，黄亨明被捕后，他们的叔父便到龚治勃那里策划捉拿令钧兄弟的行动了。龚治勃许以重金要他打着为哥哥祝寿的幌子带领警备队去捉拿令钧兄弟。

令钧兄弟回到家里不到一个钟头，四十八个全副武装的警备兵一拥而上，包围了龙岗村，令钧兄弟躲到楼上的暗室里。警备队陈队长带领几个兵丁闯入令钧的家里，逼着令钧的父亲把令钧兄弟交出来。令钧父亲一口咬定令钧兄弟未回家，陈队长气势汹汹地说：“不交就搜！”令钧兄弟的舅父忍无可忍了，趁着酒劲大声地说：“今天是我姐夫的生日，是大好日子。我姐夫也是国民党员，当过县议员，在新田县是有名气的人，你们敢如此无理？！”几个表兄表弟也一齐站起来，和陈队长争吵着。陈队长恼羞成怒，立即把两个年轻客人捆了起来。令钧的母亲石青梅拿着一把菜刀要和陈队长拼命。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令钧兄弟出来了。大声喝道：“不关他们的事，快把两个客人松开！我跟你们走！”

黄亨明、曾令钧、曾令铨被关在县政府的大牢里，却既不审也不判。他们利用这个时间 ，通过监守王长生给外面的同志发了很多信，要大家坚定信心，保守秘密，看到光明，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特别是要程启汉、张汉涛、何援华等快点离开新田上井岗山去。

新田县政府为什么对黄亨明、曾令钧、曾令铨只关押，不审判呢？原来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彭书记长有指示：对这三个三师高才生，要晓之以理，施之以仁，争取醒悟，为党国所用。新田县政府曾派人找他们谈了两次，要他们悔过自新，回答是：“没有什么过可悔，新路就是共产主义！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党籍不可丢！”

1928年3月，黄亨明、曾令钧、曾令铨被押解到长沙后，省党部用金钱、美女、官位，百般利诱和严刑威逼，根本无法动摇他们的钢铁意志。蒋介石口喻：“不回头，便杀头。”6月19日，三位钢铁汉子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临刑时三人面无惧色，并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农民万岁！”住在长沙的新田人罗鸿福亲眼目睹行刑经过，并出钱请人安葬了三位烈士的忠骨。

解放后，有人写了一阙《满江红》，以示对三位烈士的缅怀和悼念。

词曰：

苦海浮沉，天含泪，悠悠岁月。风雨骤，几声雷电，斧镰合力。霸主低头农运起，苍奴掌印旗翻赤。数神州星火正燎原，何堪灭！    

成城众，多俊杰。昂首对，狐狼急。雾霾终散去，四方澄澈；马列为纲程路准，共和建国群情激。死如归，鲜血醒民心，真悲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