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彻底暴露四·一二  巫山反蒋大誓师

自从1926年3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就已露“峥嵘”，毛泽东、周恩来找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进行分析：黄埔军校有500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中六个军，有五个军的军长就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叶挺的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的。于是主张采取强硬态度。

但是毛泽东他们的建议却遭到了拒绝。当时，苏共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

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令，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说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这样一来，蒋介石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他的阴谋嘴脸就这样轻易地掩盖过去了。

1927年的“迁都之争”也暴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1926年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进行北伐，所向披靡，很快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和江西战场的胜利。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革命，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入武汉，计划半月内可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由李济深主持。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等人在武汉举行紧急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汉三镇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随后正式通知各国政府，表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昌以后，所有外交事宜都由政府负责。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然而，在此重大的转折关头，蒋介石以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为大本营，不同意迁都，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

原先，蒋介石是同意迁都武汉的，而且态度相当积极。早在未正式作出迁都决定之前，他在9月，从武汉致电谭延闿、张静江称：“武汉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就绪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这表明蒋介石早就有迁都武汉的意向。

同月，他在由武汉赴江西途经岳阳时，又致电广州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

蒋介石离开广州北伐时，由张静江代理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们，谭延闿是蒋介石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在接到蒋介石迁都电后，就在10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省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迁都案。

但是，会议经过讨论后，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办。

蒋介石得悉后，于当月再次电请迁都，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的这个提议也未被采纳。

在取得江西战场胜利后，他更以强硬的态度再电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遣邓演达等人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催促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既然蒋介石曾主张迁都，为什么当正式决定迁都武昌后，他却要反对这项决定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军事势力的膨胀，加快了反共步伐，政治态度急速右转，而当时的时局出现了一些对他政治前景不利的情况，促使他一改初衷，由迁都武昌的坚决倡导者转变成坚决的反对者。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他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

唐生智是什么人？他本来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一个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唐生智攻下长沙后，收编了大量北洋军队，第八军的兵力迅速扩充到6个师，实际有28个团，照编制可称为10个师，就是说他的兵力相当于扩充了10倍，而且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很强。

唐生智治军和处理政事果断，要求严格，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而且，他与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的不少将领，均毕业于保定军校，被称为“保定系”，蒋介石虽然也在保定军校读过书，但时间短暂，没有形成人际圈子。

唐生智的崛起使蒋介石十分担忧，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发生了剧烈变化。他得知唐生智的“保定帮”已经勾结起来，他就很紧张。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昌当时处在唐生智第八军控制之下。

蒋介石明显感觉到，如果迁都武汉，自己不可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只有迁都南昌这些属于自己绝对控制的地方，才有可能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第二，武汉高涨的革命气氛，尤其是工农运动高潮，不利于蒋介石反革命的准备。

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后，尤其是国民革命指挥中枢实际在武汉发挥作用后，武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北省成立农民协会的县达34个，会员人数达到28万多。尤其是武汉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震惊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武汉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决议案，并积极加以实施，为世人所瞩目。

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赞扬说：“赣战既定，党政府迁鄂之议立决。年前中央委员纷纷北上，实行在武汉组织政府，谋政治上的建设，以巩固其地位。军政与外交统筹兼顾。这种果敢之精神，令中外人士为之钦敬。”

蒋介石看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的倾向，看到了高涨的工农运动，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根本不可能受他控制。

李宗仁说：“就形势而言，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

共产党人吴玉章后来评论说：“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

正是由于有这样多的对蒋介石不利的因素，他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迁都武汉。

蒋介石在1926年12月间，把张静江、谭延闿从广州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927年1月初，擅自在南昌召开了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驻南昌。

会后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从现在政治军事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应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

随后，他两次操纵南昌政治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临时联席会议。

遭拒绝后，又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便诱惑国民党中央委员到南昌来。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游说，遭到抵制。据他当时的随从人员张治中说：“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义很锋利的讲话……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鲍罗廷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中共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迁都武汉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无法更改，不得不在2月初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开始在武汉办公，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并重申准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二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实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这些议案主要是针对蒋介石而作的，目的是削弱和限制他的权力。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中的规定使蒋介石的权力大大地缩小。而且，中央执委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明确地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一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到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的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

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自己身上的左派光环冲掉了，暴露出右派真面目。给自己基本没有留下什么退路，最后不得不公开摊牌，走上了叛变革命，反共、分裂的道路。

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暴露有一个过程，蒋先云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有一个认识和改变的过程。蒋先云是蒋介石所器重的黄埔高才生，蒋介石是蒋先云所崇拜的偶像，这是黄埔军校以至于之后在社会上尽人皆知的。

但是，当中山舰事件发生，当毛泽东周恩来对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以后，蒋先云开始怀疑这个自己一向敬仰的校长来了。他把蒋介石的左得可爱的言论与眼前尖锐的无情的事实作了对比，看出蒋介石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于是对他的崇拜就大打了折扣。

当蒋介石用高官引诱，要他退出共产党，才使他进一步认识蒋介石假左派真右派的本质。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也没有放弃对先云的“重用”和拉拢。特别是在九江与孙传芳的战争中，先云率警卫团救了蒋介石的命以后，更是如此。

在迁都问题上，蒋介石由主张迁往武汉到反对迁往武汉，让人们进一步看穿了他伪装的面目，有眼光的人们已经看出了他就是地道的新右派。

先云这时，在政治上更趋成熟，在思想上更加坚定，也更接近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国民政府主持农委工作，住在武汉；周恩来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住在武汉。先云自从从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处副处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这会儿到武汉任湖北省政府军事委员、武装部长兼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也住武汉。所以毛泽东、周恩来、蒋先云三人是经常可以见面的。

蒋介石在南昌截留一批中央委员非法召开会议，企图与中央分庭抗礼，进而再行控制中央，曾几次电邀先云去南昌，先云每次都以“武汉事紧，离不开”为由加以婉言谢绝。

自从国民政府任命先云担任武汉工人纠察总队长职务之后，立即把这个信息报告了毛泽东，他们作了一次长谈。

毛泽东指出，工人纠察队要搞成真正的工人的武装，不能落到国民党右派手中去。他说：“我们虽然不能公开讲有我们的武装，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武装，不行就可以到农村去，又不行就可以上山。”

毛泽东的这一正确观点，虽然得不到当时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但是，蒋先云却十分赞成。所以，他非常看重自己的这一职责，也全身心投入到对工人纠察队的训练中，让这支工人自己的武装，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剥夺了蒋介石的党政大权，而且对他这个总司令的职权也作了种种限制，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在他心中更加深了刻骨的仇恨，他恨共产党和革命左派，恨广大工农群众。于是加紧了反革命叛变的进程，终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

蒋介石在与武汉政府对抗的同时，为了最后摊牌，实行反共反革命，便组织了自己的班底，把自己的心腹人物集结起来，形成核心依靠力量。这些人包括在政府中任要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他把他们邀集到南昌，在南昌形成一个右派核心。

蒋介石还急切地把北方任职或隐居的密友和盟兄弟邀来南昌与自己共事。把留日的张群，把在北洋政府任外交总长的黄郛这些人，还有上海、浙江金融界的要员，统统邀来南昌谋事，确定了一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

这个纲领包括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放弃日本这条路；力争早日克复京沪，联络绅商，谋求东南底定；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等等。

然后，决定首先在上海向共产党和左派群众开刀，便于1927年3月26日，与大买办大地主以及青红帮流氓头子一起，制定了一个屠杀革命人民的阴谋计划。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这就是“四·一二”大屠杀！

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辑令上。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22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此前，18日，就在蒋介石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同时，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全国各地一致反对南京政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先云立即联络在武汉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了一个“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了讨伐蒋介石的宣言。在讨蒋大会上，先云发表演说，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表明了自己对蒋介石的态度。

他说：“有人说我们是黄埔学生，说蒋介石对我蒋先云很器重，说学生反对校长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不！不是我们对不住蒋介石，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人才。现在蒋介石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还能跟着他干吗？……”

最后，先云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硬要当反革命，那是他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要反对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只要他公开反革命了，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他！……”

先云的讲话，博得全场称好，高呼：“蒋贼不除，国无宁日！”其他参加大会的黄埔学生，个个义愤填膺，争相发言，声讨蒋介石。从留苏回来的陈庚这时正好在武汉，也赶来参加了这个讨蒋大会。并且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

会后，讨蒋行动继续进行，在全国形成一片声势浩大的反对蒋介石反革命叛变的抨击和声讨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