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农运风暴卷神州 先云回乡斗劣绅
自从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他的主要职务就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农民运动中来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23个课时。毛泽东在讲课中回顾总结了我国历史经验,指出以往的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成功了又失败了,五卅运动失败了,其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五百万农民的拥护。他说:“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各阶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是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就为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当时,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最为成功。8月间,毛泽东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到海丰实习两个礼拜,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1926年11月的《中国农民》杂志第9期上报导:“赴海丰实习的学生,在即将毕业之时,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革命的形势发展迅猛,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就在这一天,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11日占领长沙。
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
1926年9月1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叫做《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
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因此,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就不会解决;农民运动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泽东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略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需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蓬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接受。这是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就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毛泽东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经走在前面。《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9月2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部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影响力最大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伐军节节胜利,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9月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第六届农讲所有个学员叫何援华,就是蒋先云介绍的。这一天,先云带着何援华,来到番禺学宫,见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的老师毛所长!这是我在三师读书时认识的老乡,何援华,是工人出身,共产党员,让他参加学习,回家乡开展农运工作吧!”
毛泽东非常高兴:“欢迎,欢迎!工人搞农运,好嘛!”何援华就成了第六届农讲所学员。
这一期的湖南籍学员有30多个,新田人有好几个,曾令钧、曾令铨都是衡阳三师毕业,也是先云介绍进去的。这批30多名学员由刘少奇带队回长沙。抵长后,何援华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派遣,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新田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10月中旬,何援华肩负着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的使命,满怀胜利希望的喜悦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新田。多年没见面的叔叔婶婶、哥哥嫂嫂,见援华突然回来,格外高兴。婶婶说:“你已经是二十好几的人了,这次回来可以成个家了吧。”
叔叔说:“你母亲死得早,父亲也多半是死定了的,成个家吧,也好传宗接代。”
嫂嫂也说:“适合的妹子好几个,只要你说一声愿意,随你挑吧!”
何援华见亲人们这样关心,心里暖烘烘的,但是他还是婉言谢绝了,说:“这次回家,担子很重,有好多事情要做,这事过段时间再说吧!”
经过何援华辛勤的工作,新田南乡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日子里,还有曾令钧、曾令铨、张汉涛等人协助下,欧家窝、东田、塘罗、白面司、桐木窝、蒋家、新圩、上禾塘、白芒、伍家等区乡,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新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
1926年10月,北伐军总部迁往衡阳,先云任总司令机要秘书兼补充第五团团长。路经新田,顺便回家看眼病。
蒋先云怎么会害眼病?又何须到新田这样偏僻落后的地方看眼病?
其实,先云的眼病不是眼病,准确地说,莫如说是眼伤。原来,前些时候,在南昌与孙传芳部一次恶战中,蒋介石被困,先云率警卫团拼死营救,刚好突围出来,又飞来一颗炮弹,先云听见“嗖——”的一声,凭经验,这颗炮弹是奔自己而来,当时先云正搀着蒋介石奔跑,就大叫一声“校长危险!”把蒋介石按在身下。
说时迟,那时快,一颗炮弹落在身边五六米远的地方,先云如果不压倒蒋介石趴下,恐怕这位总司令五个脑袋也不够炸的。这会儿倒好,蒋介石又一次有惊无险,只挨了一身泥土。先云就倒霉了,虽然弹片从头顶擦皮而过,没有伤着,只掉了几根头发,可是那爆炸的气浪却把先云的眼睛冲得红肿了半个多月,后来一直没有好彻底。这次回乡,也不是专治眼病,其实,这种情况,只要滴上保养的眼药水,平时多闭目静养,自我调节一段时间,自然会好。
那么,他为什么要回新田呢?原来广州农讲所刚毕业的何援华、蒋方正,这时正被省里以特派员的身份派回新田开展农运工作。蒋方正是什么人?是蒋先烈的大儿子,也就是先云的亲侄子。一个是他培养入党的亲自介绍入农讲所的工人老大哥,一个是大哥的儿子年纪还小,经验也不足,又听说新田农运阻力很大,他有点不放心,就这么几方面的因素凑在一块儿,促使他回到了大坪塘看看。
先云这次离开大部队回到新田,身边只带了一个勤务兵,不张声势,不摆架子,就这么悄悄地回来。但是,他是总司令的机要秘书,经过了两次东征,还有南伐和北伐,少帅的名威在外,一时掩不住被县官们知道了。于是县长刘锡带着团防总局副局长胡炳文去拜见先云。他们坐轿到了大坪塘的牌楼,就下了轿,步行到了先云家。
一个县长到了牌楼为什么要下轿呢?不下不行吗?不行。
相传大坪塘开基祖伯爷文旺公,当年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御前卫士,封为一品都督,属于开国元勋,到了文旺公第八代孙时亮公建银塘,银塘就是大坪塘。时亮公也干到了四品大官,他为了彰显文旺公祖德,就建了这座石头牌楼。这时已经到了赵构绍兴年间,赵构皇帝想起了靖康之耻,突发忆古情怀,想起赵太祖建国伟业,联想到文旺公也算是一个开国功臣了,就给大坪塘牌楼题写了“功业昭著”四个大御字,雕刻在那里,还有一些龙凤的图案。从此,四品以下官员到了大坪塘的牌楼,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现在,区区几个七品以下芝麻官到了牌楼跟前,能不下轿吗?县官们下得轿来,走到先云家,见过礼坐下,先云就打发轿夫抬着空轿回县城去了。刘县长和胡副局长不敢发作,只好认倒霉,走路回县城。
第二天,何援华和蒋方正向先云汇报新田农运情况,说县议员邓天演(人们叫他邓胖子或天演胖子),搞了个“人民委员会”,参加的都是些士绅、地主、土豪一类的人,暗地里搞农会的鬼。
先云问:“刘县长知道吗?”
何援华答:“人民委员会要他批,能不知道!”
蒋方正说:“他是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
先云一听火了:“这家伙昨天还来看我,原来是个两面派!”
说着就叫勤务兵:“小李,备马!”
小李问:“团长,干什么?”
先云说:“上县里!”说着来到庭院,跨上战马,飞也似地奔向县城。
两匹骏马,一前一后,不多时就到了县高小。县高小是县农会办公的地方,在学校门口,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新田县农民协会”七个楷书大字。
先云和小李下得马来,大步跨进里屋。一看,有曾令钧、曾令铨、张汉涛、程启汉、黄亨明等人,都是三师的校友,新田学友互助会的骨干。老朋友见面,互相问好,寒喧几句,就进入正题。
先云问:“人民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
“专门拆农会的台!”
“可以肯定是一帮右派!”
“它是为了和农会对着干才成立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激忿起来,数落着人民委员会的罪名。
先云问:“撤了它行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就怕撤不了!”
先云说:“先找到刘锡谈谈,看他怎么回话。”
于是由学校工友吴运发带路,由小李拿着先云的名片到县政府找到县长刘锡。
曾令钧等人散去,先云到校长雷景明的房间休息,躺在布凳上,只等县长刘锡到来。
当小李和吴运发把县长刘锡引到雷校长房间,先云问:“来人是刘县长吗?”
刘锡一听心想:昨天才在大坪塘相见,今天怎么就不认识了?不对!蒋团长精明细心,不可能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记了,一定是有人告了黑状。便硬着头皮,随机应便答道:“是!蒋团长想必北伐军务很忙,能有暇到敝县转转也是我们的光彩。”
先云一听这阴阳怪气的所答非所问的话,心中不免怒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是忍住了,没有发作。
照说,一个团长,与一个县长比起来,论人数的多少,县长该大多了。但是,军阀横行的年代, 造成了一个惯例,似乎一个团长就可以左右一个县长。
如今,先云是国民革命军,是打军阀的,当然不兴耍威风。先云想想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想想回新田的目的是帮助故乡农民运动的发展,于是就打定主意,先做做团结工作,能联合的就联合,联合一切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岂不是好事!先对刘县长进行形势教育,看他内心的表白,再行定度。
先云说:“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一个方面军。目前农民运动在全国篷勃发展,这是国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好势头。刘县长认为怎样?”
刘锡见先云没有发火,反而给自己讲起了全国的形势,猜不透先云的本意,便不敢多说,怕留下漏洞带来麻烦,就顺势说起好话来:“农民运动好得很,县政府很拥护……”
先云一听高兴,觉得可以利用对方的话来控制对方,不待对方说完,便紧接着说:“好吧,政府拥护农民运动,才真是国民的政府,这是好事,也是应该的,我立即给国民政府报告,给你们请奖。”
县长刘锡应付着感谢蒋秘书,不敢多说一句,深怕说漏嘴。
先云突然话锋一转,追问:“听说你们搞了一个什么‘人民委员会’,有这事?”刘锡点头,并不吱声。
先云继续追问:“国民政府有文件吗?”
刘锡摇了摇头,轻声说:“没有”。
先云声音变得严峻:“国民政府既然没有下文,你们怎么这么大胆擅自作主?”
稍停一会儿,先云继续严肃地说:“发展农民运动是大势所趋,任何个人是挡不住的。所以,人民委员会之类的东西,不要搞了!”
刘锡只是不停地点头,不敢争辩半句。先云看到,这个县长有点口服心不服的迹象,就继续说:“你当县长的,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国民政府站在一起,替农民讲话,成立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到贪官污吏,这是大势所趋,新田也应如此。你当县长的,要支持农会工作,不能压他们,不能刁难他们。那个人民委员会不符合国民政府的要求,马上停下来,解散!”
最后,先云警告他说:“你不要以为我在外地,湖南的事管不了。你如果不听,我可以马上撤你的职!你告到蒋介石那里也是空的。!”
这一次,先云训了一个多小时,刘锡怏怏地回县政府去了。不久,人民委员会撤掉了,刘锡也调走了。
第二天,在虎头岭开群众大会,蒋先云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参加的群众几千人,有市民、工人、农民,也有学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纠察队维持秩序,防止地主土豪捣乱。
这一天,先云身穿灰色军装,脚扎绑腿,腰挎短枪,头戴大盖帽,十分英俊威风。
蒋先云在演讲中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是为了打倒反动的军阀政府,是为人民求解放的,希望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使北伐战争早日胜利。
先云指出,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排挤共产党人,有意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所以,我们要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就要坚持国共合作。
先云又说到农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土豪劣绅霸占了田地用来剥削和压迫农民所造成的。指出农民要摆脱这种状况,就要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打倒地主土豪,打倒贪官污吏。……
先云的讲话,持续两个多小时。听了先云的演讲,群众热情高涨,新田农民运动的高潮掀起来了。
过了几天,在蒋先云的指导和发动下,新田举行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就是拿大坪塘最大的也是新田最大的大地主蒋周卿进行游街示众。
在决定这次游街的预备会议中,当初还有点难确定,为啥呢?就是因为蒋周卿是蒋先云的叔父,是蒋方正的叔祖父,斗不斗?大家有点顾虑。蒋先云知道了,马上亮明观点:斗!蒋方正也明确表态:斗!游斗大会就这样确定了。
这一天,全城沸腾了,大坪塘来了许多农民代表,各乡镇也来了许多农民代表。蒋周卿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胸前背后挂着“恶霸地主蒋周卿”的牌子。游街从县政府出发,经北门,中正街,南门到五乡圩,最后返回县政府,把蒋周卿关押起来。
游街途中,不停地呼着口号:“打倒恶霸地主蒋周卿!”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
“农民要种地!”
“工人要做工!”
……口号声此起彼落,声势浩大。新田的农民革命从此达到高潮。
县农会的成立得到了蒋先云的支持,普及到全县,直至1926年11月,全县已建立8个区农会,47个乡农会,入会会员达5千余人。农民运动的烈火燃遍了整个新田城乡,振荡着舂陵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