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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泽东下令赴安源 军阀丧胆三柱头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1921年8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的支持和参与。
湖南劳工会是得到陈独秀认可的工人团体，不过，它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较深。它的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起初大家有点担心工作不好做。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基本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便增加了几分信心。后来，经过争取和教育，劳工会愿意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一起干，这样一下子工人队伍就壮大了起来。
192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指示，毛泽东通过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美英法日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取得了胜利。
接着，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在毛泽东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印刷工人等一系列的工人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为了加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东派蒋先云、刘少奇、李立三到安源工作。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到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的联系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省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
早在1920年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剥削最残酷，他们的生活最艰难，他们的家庭最穷困。
1921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工作。书记部把这个任务交给湖南分部，毛泽东主任便亲自带着李立三前往。李立三在安源长期工作，毛泽东回长沙后，又相继派刘少奇、蒋先云到安源加强工运的领导力量：李立三任俱乐部主任，蒋先云任党支部书记，刘少奇是省党组织的特派员。
蒋先云经过调查发现，工人劳动时间过长，每天不少于十二、三小时，工资又低，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安全事故，井下工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先云、少奇、立三分别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与工人同吃同劳动，与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
先云说，工人要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又用“民众联合”的理论，打比方解释联合的重要性。他说，好比路上有个小石子，大老板顺便抬腿一踢，轻易地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石灰和沙子合成团，大老板就搬不动了。所以，我们工友们一定要联合起来跟他们斗争，一盘散沙不行！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蒋先云、刘少奇、李立三首先采取“以合法的形式开展斗争”的策略，先把脚跟站稳妥，然后开展工作。第一步，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然后在学员中发现和培养干部。
根据掌握的情况，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为了策略的需要，就投其所好，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位县长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出去。
1922年1月，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蒋先云任校长。他这时党支部书记的身份还没有公开。
学校办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招生。先贴出去一张入学通知，说不收钱，学习内容是认字、算帐，还学历史、地理、法律，还有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知识广得很，大家都来读吧！这份通知是县长派警察去张贴的，又是文言文。工人们一来不认字，看的人少；二来大家觉得是官方的事情，你现在不收钱，等我进去了你就来收钱了，我还要耽搁家务事，撞了鬼哟，我不读！这样一来，报名的人很少。
先云就写了一则《招学广告》，用的是一般工人能看懂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劳工分忧解难的同情心。然后，先云带着几个先报名的学员，拿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张贴和分发，边贴边宣传，细心解释，围观的人很多。这则广告是这样写的：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
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
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得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
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教的是写信、认字、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认字算帐这本来是大家心里想做的事，这则广告正好表达了工人们的真实要求，又消除了先前的顾忌，所以，劳工们对于这样的补习学校很乐意，几天就有一百多人报名。
办工人补习学校目的是发展共产党员，为工人运动培养骨干力量。补习学校的任务是在识字算数的同时，加紧宣传革命思想，把沉睡的工人们唤醒，提高他们的觉悟。
先云在课堂上说：
我们必须争得生存权，劳工自己靠什么有饭吃，资本家靠什么获利？唯一的依靠就是劳力。这个劳力，首先就靠我们能生存。倘若我们不能生存，我们靠什么获取衣食？倘若我们不能活着，资本家靠什么获得利润？所以，成年工人应该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保存生命的食物；六十岁以上年迈的劳工，也应该有个救命的食物，以尽其天年。现在资本家给我们的工钱，不够我们买米糊口，更不要说养家了。工友们，你们说怎么办？
工人们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是命中注定，没有办法改变。但有一个后生，身材高大，虽然脸颊很瘦，但两眼有神，声音洪亮，说：“不一定，总应该天无绝人之路吧！”
先云趁势说：“这个老哥说得对！资本家不是天生的发财，他是靠剥削苦工的血汗钱发财的。我们应该问资本家要钱，提高工资。”
这一说，大家恍然醒悟。先云又说：“下一步，我们要联合起来，齐心合力向大老板要工资。不给怎么办？不给就罢工！”
这时候，先云的共产党员身份，党支部书记身份还没有公开，仅仅是以一个教员的身份出面。这都是为日后大罢工做思想准备工作，是打下群众基础的一个步骤，就好比准备了一堆干柴，到时候，必有一场熊熊大火曼延在安源路矿！
那个声如洪钟的年轻人，名叫张大勇，是安源煤矿一号井的井下工，本地人，家有老母，父亲前几年病死了。因为家境穷困，25岁还没有讨婆娘，全靠出卖苦力养活自己和老母亲。老母亲七十多岁了，眼睛不大方便也没钱治，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做些家务，替儿子洗洗衣服，做三顿饭，到铁路上捡捡煤碴，别的挣钱打工的事不能做了。
张大勇很孝顺，下了班就往家里走，陪着老母亲唠唠家常，从不在外面惹事生非，有人说媒也一一婉言谢绝。不要看张大勇一名苦力，不识几个字，但他很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常常遇上监工打工人兄弟，他就要上去管一下“闲事”。
由于他人高马大，也学了点拳脚，监工们一般也不敢惹他，只要他出面说情，也多让他三分。工友们有的叫他大勇哥，有的叫他张兄弟，反正他的人缘蛮好的。
这天，先云找到张大勇，要跟他下井看看。大勇说：“很危险，又黑又脏，没什么好看的。”
先云说：“老哥能整天在井下干活，我就不能下去看看吗？你把我当成少爷公子了，告诉你，我家里也是种田的。”
大勇说：“这样说来，我们还真称得上弟兄！”
先云说：“当然啦，我们还要一起争取自由 ！”两人边说边下到井里。先云操起家伙就做事，仿佛一个熟练的工人。
张大勇的工作是运煤。别人挖下来的煤，他用一个筐装上，往井上拖，把煤运到外面煤场上。不是拉，是拖，一根粗绳背在背上，套在肩上，四肢着地，脚蹬手爬地往外拖。他个子高，洞口小，洞的斜度又比较大，拖起来很费劲。和张大勇一样运煤的，在这号井里一共20个，都是黑瘦黑瘦的后生。有几个年纪大点的，体力弱点，大家让他们装煤，照顾着点。但是，有时煤紧缺一点，供不应求，监工的就要来催促，工友们就无法照顾他们了，干不动也得干。也有累得吐血的，也有累昏过去的。遇上小的塌方，救得快的，受点伤不算什么事故。遇上大的塌方，那就要死人了。死人是常有的事。遇上瓦斯爆炸，一次死上百几十人的情况，每年都有发生。
工人的命不值钱。工人是本地附近的，死了，大老板躲不过责任，多少赔几个钱就可以了事。工人如果是外地的，家人不知情不来讨赔偿的，大老板能拖就拖过去了！所以先云说，工友们要争取生存权，大家深有感触，容易产生共鸣，很有号召力。
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后不久，在这个基础上，又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这是公开的，合法的。先云仍是党支部书记，是秘密的。
1922年5月1日，这是全世界工人的节日。这一天，安源工人在俱乐部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们情绪激昂，口号声此起彼落，围观的群众更是人山人海，气势好不壮观。口号是事先拟好的，
有“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有“世界是劳动创造的！”
有“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
还有“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反动军阀”等等。
张大勇带头呼喊口号，一呼百应，形成共鸣，如炸雷一般直冲宵汉。这些口号，工人喊得雄壮，心里舒畅；资本家听了，有点惊恐，心里记恨；路矿当局的官员们听了，有点不顺耳，心里不是滋味。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安源路矿党支部会议，听取汇报。当了解到“五一”游行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皱紧了两眉，严肃地说：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组织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我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人害怕，就会出麻烦。所以，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工人组织起来，赶快实行民众的大联合。
路矿当局，由于对那些口号听起来不是滋味，对觉醒起来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恐惧心理。那些大老板资本家，由于被工人的口号所震慑，从心里发出一种惊恐和仇恨。一场暴力的斗争，悄然来临；恐怖的气氛即将笼罩安源上空。
随着全国军阀统治的形势，湖南赶走一个张敬尧，又来了一个赵恒惕，换汤不换药，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1922年1月16日，长沙街头，阴霾密布，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黄爱被砍三刀，仍然高呼“大牺牲，大成功，军阀资本家，等着灭亡吧！”
黄庞二人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
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会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子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
为了争取国际支持，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的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很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害，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毛泽东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很重要，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地方，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几万人。在湖南党组织指导下，建立了长沙木泥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掀起了一系列工人大罢工，湖南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正是这一高潮中的一个响亮的浪头。
由于毛泽东指出工人俱乐部要注意斗争策略，蒋先云就采取了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法，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加入俱乐部的工友一下子由三百多人增加到七千多人，工人的觉悟也有很大提高。
1922年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条件已经成熟。先云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孤立和分化路矿当局。
9月14日，安源路矿1万7千多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谈判的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罢工统一的口号是“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由张大勇等100名领呼员带领呼喊，声势浩大，震撼山河。
罢工声势的发展，使路矿当局十分恐慌。矿长李镜澄、副矿长舒修泰、总监工王鸿卿开头想用给钱和给房子的办法把俱乐部拉过去。
先云说：“俱乐部不缺钱用，你们还是先给工人发清欠饷吧！”
先云又警告路矿当局：“俱乐部的事，你们少费心！你们要做的事，就是赶快答复工人们的十七条要求，别的不要想！”
李镜澄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先是污蔑俱乐部为“乱党组织”，继而扬言要用“武力封禁”。蒋先云针锋相对，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跟路矿当局斗争。
先云说，俱乐部是省里批准的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合法的。合法的怎能说是乱党组织呢？省政府说过：“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你们要以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就不怕赵省长来要了你们的脑袋！
赵恒惕当然不会要他的忠实走卒的命，但是，“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这话赵恒惕确实说过，李镜澄们纵有千百张嘴也无法驳斥，只得认输。
李镜澄无奈之下，又耍威胁手段，放出话去，说：“如不尽快离开安源，就有杀身之祸。”企图逼迫俱乐部负责人离开安源，造成工人们失去领导核心，成为一盘散沙的局面，以便各个击破，任其宰割。先云一眼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临危不惧，义正词严地指着李镜澄的鼻子说：
“你们克扣工人的血汗钱，俱乐部决不答应。我们秉正大光明的宗旨，做正大光明的事业，我既投身工人运动，就天不怕，鬼不怕，死人不怕，官僚不怕，军阀不怕，资本家不怕，还怕死吗？不达目的，决不离开安源！”
正当反动军阀嚣张得不可一世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把蒋先云召到长沙研究下一步对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办法，又要装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继续罢工的准备，让敌人摸不透我们的打算。于是俱乐部主动出击，找路矿当局谈判，严厉揭露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意图，指出如果这样做的话，势必激起工人们的愤怒，就会坚持继续罢工，那样一来，整个矿区就会遭到更大的破坏了。赵恒惕政府和安源路矿当局，手足无措，陷于被动，终于不敢轻举妄动了。
为了预防路矿当局的突然镇压，先云决意组织工人纠察队，选一些苦大仇深的工人参加，先云在征得少奇、立三同意之后，召开党支部会议，形成统一的意志，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就这样诞生了。先云任队长，张大勇任副队长。
纠察队对当局保密，在工人内部则是不言心明，工人们知道有这么一根主心骨，心里高兴 ，拥护，但不宣扬。队员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大多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觉悟高的工人，身体比较结实彪悍的，不拖儿带女的，总之是一些为了穷人利益而勇于献身拼命的人。
纠察队虽然暂时没有枪支，但大刀木棒都是武器，一有情况，他们便会从四面八方一踊而上，还是蛮有杀气的。工人纠察队员在没有公开之前，不带任何标志。路矿当局和一些大老板，从一些工人的脸色神气中，感觉到形势有一种微妙的变化，总以为工人中生起了一股什么力量，又弄不清确实的底势，心里不由生起一种莫名的畏惧感。
当刘少奇代表工人主动发起谈判攻势之后，路矿当局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俱乐部提出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十七条要求。
安源罢工胜利了。这次罢工，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而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实属不易。但是，没有庆祝的狂欢，没有放弃警惕的松懈。先云记住毛泽东“要稳住”的告诫，对于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没有丝豪的自满情绪，倒是增长了一分成熟、一份干练。俱乐部的工作，工人补习学校的工作，工人纠察队的工作，都进行了整顿和充实，正常地运转着。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1923年，就发展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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