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钟鼓访贫倾真情  不谋而合铁纪律

如果说，毛泽东的领路人是陈独秀，是陈独秀、李大钊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将毛泽东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青年转型为马列主义革命家；那么，蒋先云的领路人就是毛泽东，是毛泽东培养和教育蒋先云由一个普通的学生领袖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继而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一名杰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一名卓越的国民革命的军事指挥员。

当年陈独秀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而毛泽东受陈独秀的影响和熏陶，创办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虽然发行仅仅一个月就被军阀省长张敬尧查封了，但是它的影响却是很深远的。

毛泽东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湘江评论》被查封后，立即又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把驱张运动更深入地开展下去，他亲自创写新闻报道《湖南请愿团详记》指出：“湘民三千万，素富倔强精神，遇到了民族败类，抵抗奋斗，几乎三千万人一致。所以，大吏到湘，总是不安于位的。汤芗铭、傅良佐就是明证。有人说湘民难治，其实不是湘民难治，实是湘民的‘无治’。所谓湘民无治，并不是不要政府，是不要有滥用强权的政府。所以，一遇到滥用强权的官吏到湘，湘民的无治精神，便立即发现，苦战奋斗，百折不屈。”

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驱张运动终于胜利了，张敬尧于1920年6月滚出了湖南。

这一胜利，是五四运动在湖南深入发展所取得的胜利，是毛泽东倡导的“民众大联合”指导思想付诸行动的胜利，也是毛泽东把新闻工作与实际斗争紧密结合的胜利。

这时的蒋先云，进入湖南三师已经三年了，他已经十八岁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和重视新闻工作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蒋先云。他认为，要革命，不可不发动民众而大联合；要大联合，则不可不办报刊。

新田学友互助社一成立，先云立即就创办了《嶷麓警钟》，并且亲自编辑，亲自撰写主要文章。《嶷麓警钟》出版发行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各校学生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在雁城以至整个湖南弄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先云办《嶷麓警钟》是很艰苦的，困难重重。一是稿源问题。虽然是月刊，但仍感到时间老是紧迫仓促，稿子不够用。先云除了夜以继日地写文章，也非常重视发挥通讯人员的作用，发动新田学友供稿，也欢迎“心社”会员、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员以及所有有志同学撰稿，体现了一种初步的办报群众路线。在先云发动和组织下，蒋韩生、蒋先启、蒋继英、夏明翰、李祗欣等人形成了一批撰稿骨干。

另一个困难是人少事多，事必恭亲。要办一个月刊，最好要有一整套人马，十个八个不为多，最少也要三四个人吧。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嘛，主编、编辑、采访、校对、印刷、装订、发行……都需要人。先云可说是统筹全局，包打包唱。

蒋继英曾经回忆道：

“……预约的稿子常常到出刊的前几天还收不齐，他只好自己动手赶写。他白天事情多而杂，学业不消说，课堂里他就完成了。我们没有看到他用课外时间做作业的，而且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个大家都知道。问题是别人要花很多时间来写稿，就要耽误课业了，这就是写稿人不多的主要原因。先云白天的事主要是找他谈事情的多，此来彼去的，写稿就只能推到晚上了。他不顾天气的闷热，不顾蚊子的叮咬，挥汗疾书，常常忙到后半夜。

他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民房里，和我同一个间子，我、韩生、先启四个人住在一起。我经常从深夜醒来时，还看见他在暗淡的煤油灯下伏案写稿。

文章写好了，又经自己编排，自己印刷，自己校对。有时还要自己到同学中去叫卖。

他的生活很艰苦，每天只吃很简单的饭菜，有时是白开水送馍馍。

他的行李也很简陋，只有旧蚊帐，旧被褥、旧竹席和几本作枕头的书。身上的长衫和粗布裤子，都是补钉叠补钉。

我们大坪塘的同学和新田的同学也有外地的同学，想借点钱给他买件他必要的衣裤。他总是说能补就行，补不起了再说。大家劝他早点休息，他总说稿子不齐，出版的时间就要到了，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个钟头没关系。”

从这简短的回忆中，可以栩栩如生地看到先云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学生领袖的形象。

办《嶷麓警钟》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经费不足，靠捐助维持。在军阀长期统治下的湖南，不少报刊由于经费困难，接受了军阀的津贴，使报刊沦为了军阀的工具。当年毛泽东办《湘江评论》，经费紧缺。但他是坚决反对军阀统治的头面人物，他再苦也不走依靠军阀津贴这条路。到了1920年，衡阳同样是军阀统治之下，蒋先云是崇拜毛泽东的，他当然也不会接受军阀的“资助”。

另外，当时有许多报纸是靠大量的商业广告来维持的，像长沙的《大公报》，每天出10个版面，广告就占了6个。衡阳也有报纸是靠商业广告维持的。但是，《嶷麓警钟》是月刊，不可能走这条路。

那么，先云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办刊的紧缺经费的困惑的呢？据蒋默掀后来回忆，先云办《嶷麓警钟》为解决经费问题想了许多办法，一是靠捐助，采取会员出动通过各种渠道拉赞助的办法得了一批钱。在月刊上刊登拉赞助的广告，也得了一批钱。比如《嶷麓警钟》上有一则广告是以湘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的，大意是：“敝会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为宗旨，成立数月以来，种种事业多未举行，内无以克尽国民之天职，外无以应付社会之瞩望，深夜自思，良多抱歉，现欲力谋扩充，又为经费所限。然吾湖南各界不乏爱国之士，倘有造成敝会宗旨慨允捐助者，请交敝会社会服务部筹款员掣取敝会收据为荷……。”这样一来，捐款人数很快有增加。

另一个办法是发动大家踊跃投稿。大坪塘的同学都能积极投稿，起个好的带头作用。来稿多了，质量就有保障了。质量高了，大家有看头，发行量就上去了，这样来增加月刊的收入。

还有就是降低订价，一般要比同类刊物低一二枚铜板。有时有增页也不加价。这对经费有困难的刊物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先云做到了，而且《嶷麓警钟》办得越来越红火。

蒋先云从毛泽东驱张运动中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力量，也从他自己组织湘南25县罢课运动中印证了“民众大联合”的力量。以往，先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甚至可以说仅仅局限于学生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古代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地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像衡阳的王船山王夫之一样，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改造世界的责任。

如今，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也从他自己领导并且参与的学生运动中，发现了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他渐渐地认同了民众联合的意义，他认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

从此以后，先云不再只是看到个人的力量，而是尽量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比较有意识地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特别是当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则更自觉地加强了联合民众、发动民众、教育民众，从而把民众引导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的这一思想认识。

先云在新田学友互助社对韩生、先启说：“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民说了算。”这话在“心社”也说过几次，他的意思是要发动民众，发动以后联合起来一致打倒军阀的强权统治，然后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当家作主人。先云在《帝国主义的末日快到了》一文中提到“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帝国主义就要崩溃”，也体现了他的“民众联合”的思想。

为了发动民众，先云自1921年三师毕业以后，即深入工人农民中进行社会调查。

最早是在铜鼓，通过一个多月的下工厂，进贫民屋，他掌握了一些情况，熟悉一些工人的疾苦和要求。当时一般工人工作十分劳累，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工资又很低。每月工资最高不过8元，最低的只有4元。当时的米价是上等白米每石5.8元，中等白米每石5.4元。这就是说，工人收入低的，每月挣的钱买不到一石米，工资最高的也只不过买一石半米。这样低微的工资，叫工人怎样养家糊口呢？对比资本家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先云心里油然而生怒气。

农民的生活同样苦，一般佃农给地主种地，一亩地打5石谷，要交租4石到4石2斗。年成好，还可以免强维持生活，年成不好，就要靠挖野菜来补充食物。工农的生活这样苦，越发加深了先云献身革命的理念和决心。

蒋先云进行民众调查，与工农关系很亲密融洽，佳话流传不少。

这年冬季的一天，先云看到张娭毑 拿桶到小溪边提水，他便抢着帮她提回家。他看到她用根草绳捆住单薄的衣服，就把自己的补巴长衫给她披在身上御寒。张娭母也  说什么也不肯。来回推让了几番以后，张娭母也  终于收下了这份礼性。到天黑，张娭母也  和她的老伴李老爹，抬着一筐东西找到先云的住处，要他收下，说：“巫山伢子，你李老爹骂了我一顿，说不该要你的长衫。何事搞呢？退给你不合适，像是不晓得领情。那就给你几个红薯充饥，给你一点木炭取暖吧！”

先云一看着了急，退回去不也是不领情吗？只好收下，但要给钱。老俩口不肯收钱，说你给钱，我们就退长衫。先云还是坚持说：“我年轻，不怕冻，你即使送来了，我收下不给钱是不行的。”老俩口拗不过，收下钱一步一回头地回去了。

第二天，听说李老爹拿先云给的钱，买了糙米送给比他们更穷的邻居。

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上井冈山，还没有制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但是，先云的做法，却是超前地不谋而合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要求。可见先云的思想，受毛泽东的影响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