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志教育报家国  追随中山干革命

蒋先烈以最小的年龄取得了秀才资格，在做官的路上迈出了第一大步。不过，他并不满足，更谈不上高兴。以他小小的年纪，已经看穿清政府的腐败衰落，他为国家受到列强欺凌而愤怒，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同情。他喷射着心中的怒火，经常邀集一班有志青年在一起，各抒胸臆，抨击时弊，表达抱负和决心。一日，蒋先烈、蒋土青、蒋荣庆、蒋先知碰到一起，谈论时事到了激烈之处，来到后龙山一棵大皂夹树下，这是他们经常小聚讨论的地方。树下一块大盘石，方圆好几丈，正像一张大会议桌。树身高达十来丈，茂密的枝叶，像一把大伞挡住火毒的太阳。他们躲在树荫下，居高俯视全村，后有小河环绕，犹如一条绿色彩带，飘拥着一颗灿烂明珠；前有千把坵一望开阔的田垌，充满着一片丰收的景象，这时，四位青年忧国忧民的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

先烈仰望蓝天，深情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七尺汉子，能眼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吗？”

土青挥挥拳头，说：“我们不要参加什么科举考试了，干脆读军校去！”

荣庆比较平静地说：“读师范也要得，废科举，办学校，提高国民文化，也是一条救国的路。”

先知说：“对，还是读师范好，读师范不要花多少钱……”

“嶷山，小孩子不要插嘴。”先烈打断先知的话说。嶷山是先知的字。先烈六弟兄，都有一个带“山”的字，先烈是荆山，先知是嶷山，先泽是麓山，先惠是伊山，先福是衡山，先云是巫山。

先烈接着说：“嶷山，你有一颗爱国心很好，不过小孩子不要乱插话，以后多听大人说，想好了再讲。”

其实，他们几个都还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还称不上大人。四人各抒己见，不觉夕阳接近山头，泛起一片彤红的晚霞。最后，四人充满着有把握的信心，决定去投考湖南南路优级师范专科学堂。后来，先烈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为甲班第一名，土青、荣庆被录取为预科班。

先知成绩还可以，不过年纪小了几岁，校长说他读书出来还没有学生高，就没录取。先知哭了一通鼻子，先烈劝他，先在家帮父母做几年农事，有机会再读书或谋事。不过，不要忘了一边做事一边跟父亲多学点文化。先知不情愿地擦干了眼泪，点了点头。

先烈几个，兴高采烈地来到南路优级师范专科学堂报到，不出半个学期就显露出他们各自的才华，成了优等学生。先烈当了班长，许多事能为级任老师独挡一面。土青当了军事委员，成了体育老师的得力助手。荣庆当了学习委员，可以当同学的辅导员。三个人成了同学拥护、老师喜爱的杰出学生。

其时，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掀起一股新文化新思想的改革潮流，影响到学校。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活跃起来，一时间坐不住了，闹着要到社会上参加变革。校长挡不住，三年制改为两年制，让学生们提前毕业了。

毕业的年轻人奔赴各地办学堂，虽然没有统一的课本，但是，“人之初”是不读了，“百家姓”也不读了，“之乎者也”也不教了。学国话，念国语，学字不搞切韵搞拼音，一派新学气象，好不热烈。

大家各显神通编教材，体育、唱歌、美术、剪纸、编织、泥塑，也有养蚕的，也有制作蝴蝶标本的，五花八门，还有历史、地理，当然，国文、算术是少不了的，还有英语，都开设起来。学生们头上禁锢思想的紧箍咒解除了，轻松愉快，十分活跃，学得主动而勤奋。

考试没有舞弊的，成绩差点的学生，唯一过关的办法是刻苦，路灯底下用功那是常有的事。

先烈毕业回新田后，先在本村保合学校教了一个学期，就到了县高小教国文课。第二年到桂阳县立中学教了一年国文和历史。先烈教书，很带感情，神采飞扬，深受学生欢迎。尤其是读过私塾的学生，听先烈的课，不要说鼓舞人心的内容，单是他讲课的形式和神态，与古板的私塾先生一对照，那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爽极了！再加上那种民主思想的灌输，打倒封建王朝的鼓动，驱逐达虏、振兴中华的鼓舞，学生们沸腾了，骚动了，个个跃跃欲试要参加革命，拯救中华民族。

先烈每教一所学校，就像在那里点燃了一把民主革命的巨火。

先烈的名声在永州响噪一时，聘书时时飞来。后来被蘋洲中学聘为国文与时局教员。“时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时事。这期间，他深交了一位学生李达。李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那是后话。李达思想敏捷，爱国心切，先烈非常器重他。那时，晚上的自习课，由学生自由安排，这就成了先烈宣传民主革命的专用时间了。一批进步学生，每晚都到他的房间自由论谈，万千感慨随意发表，激昂志向尽情倾吐。李达是每晚必到的学生。先烈和李达，与其说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师生，还不如说是一对忘年交，一对志向相投的革命兄弟。

后来，李达考入长沙一师，与毛泽东同学，还常常回忆起蘋洲与先烈相处这一段振奋心扉的人生历程。

动乱的年代。

不觉又一个暑期到来。

先烈回到大坪塘，在一个闷热的晴天，先烈、土青、荣庆、彩青来到后龙山大皂夹树下。这里地势高，有点风，风也是暖烘烘的，四人衣服都汗湿了。不过，有风比没风还是凉快许多，所以，还是选择皂夹树这个老地方议事。

先烈先开口：“孙中山先生已东渡日本，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发展同盟会，你们愿意参加的，我可以介绍。”土青三人不约而同地说愿意。

先烈严肃地说：“好！我说文旺公的子孙都是有血性的！明天我到城里去一趟，把你们的情况报上去，等着批下来宣誓吧。”

三人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满足感，眉梢略微流露一丝笑意，不易察觉。大家都懂得保密的规矩，对外包括家人做到秘而不露。满清政府到这时，内外交困，摇摇欲坠，它一方面媚洋屈外，一方面残酷镇压。同盟会在某种场合是公开的，但发展组织这样的事，还是秘密进行的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四人便一转话题，谈天说地，若无其事，嘻嘻哈哈地回到了村里。人们都不知道革命党已经悄悄地在大坪塘活动起来了。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扶助工农的政策，在这时革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个纲领，还没有写成具体可行的条文，还不具备实施的条件，更没有先例可借鉴。如果说，要像太平天国那样拿出财主的田地来分给农民，这不异于一种幻想，根本不敢有人说出来。

蒋先烈日思夜想，也没有想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口号，更拿不出劫富济贫的办法和措施。他唯一能做的是在自己家族中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他组织佃户到他的伯父蒋周卿家去“打平伙”，开仓散粮。

这一年，年成干旱。佃户们交不起租谷，只能到财主家祈求减交、缓交，而这时，先烈们就组织佃户们硬性抗交，交不起就是交不起，绝不去求，不去讲好话。蒋周卿骂先烈是败家子。先烈说：“我就要败你的家，让穷人也发起财来。”

荣庆学着先烈的样子，在灾荒年成，常常偷偷地把家里的谷子量给佃户，有时则明打明地把家里的谷子给了穷人。他这样的“革命”行动，被本家族的人骂为“搅屎棍”，他自己却洋洋得意地说，“搅屎棍怎么啦？我就要做革命的搅屎棍，搅得你们不得安宁。”

土青常常拿家里的东西给穷人，常常喊一些时兴的“革命”口号，被人们叫做“癫子”。

村中开明人士还可以容纳先烈他们这些过激的“革命”行动，而一些较顽固又较吝啬的财主们，则有些讨厌甚至切恨先烈这一干年轻人的所作所为，而更多的人是摇头，不理解。而先烈，却是一心一意地把“民主革命”付诸实行。可是，连孙中山都还没有想清楚如何干这个三民主义的革命，先烈他们也就只有革命的热心和朦胧的行动了。不过，抵抗烈强的侵略这一行动宗旨，在先烈心中却是很明确的；作为同盟会员，推翻满清王朝的宗旨，是很明确的。

先烈还是想走知识救国的道路。他辞去了蘋洲中学教员的职务，进了湖南游学预备科。从预备科毕业，先烈又打算东渡日本深造。先烈、土青、荣庆、彩青又聚在后龙山的大皂夹树下，讨论去日本的具体方案。

第一个议题是学什么的问题。先烈主张学科学技术，荣庆主张学教育，土青赞成学军事，彩青说学采矿。主张学军事的理由是建立自己的军队可以驱逐洋人入侵。主张学教育的理由是可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主张学科学技术、学采矿的理由是可以加强国家实力，实力强大了，外侮自然可以抵御在国门之外了。各有各的理由，最后的结论是四个人都留学日本，四个人各学各的，学成回来都有用。

第二个议题是如何筹集资金。有三个办法：一，争取县政府资助。新田县政府当时不是很腐败，但是很穷。穷山僻壤，拿不出多余的钱派留学生。二，争取村里公款助学，这一条估计存在可能性。因为族长蒋沛耀昌公为人开明，是县财政局课长，见识深广，又看重对青年人的培养。再则，村中公田有两千多石禾田，可以拿得出一定数量的谷子。三，各人自己拿一部分钱出来。

四人想得很美，信心十足。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村里。

第二天一落实，并不十分如意，公款私款加起来，只够两个人赴日留学。于是，大家公推先烈，先烈推辞说：“庆叔年轻又聪明，家景也比我好，还是庆叔去合适。”

荣庆比先烈大四辈，村中老习惯，小字辈不管年龄多大，长字辈不管年龄多小，一般都称“叔”。反过来，如果小字辈年龄大得多，也称“兄”，这样，族人间显得亲近融洽。

荣庆本来想留日，但他知道先烈更想，而且觉得先烈比自己更够格，就说：“先烈兄一定要去，另外，土青比我学得好，土青去，我也出点钱给你们。”

经过一番谦让，最后决定先烈、土青私费公助留学日本，荣庆资助五担谷子，彩青资助两担谷子。先烈学采矿，土青学海军。荣庆和彩青读师范，也由村里公费资助。

四人开心，村中叔侄皆大欢喜，耀昌在老公馆摆酒，告祭祖伯爷。祖伯爷是文旺公、文旺公的八代孙大坪塘的开基人时亮公及时亮公的长子元绩公三尊塑像。

祭奠完毕，全村老少在一起吃酒，互相祝愿，也是对四位年轻人的栈行。

后来荣庆、彩青在县简易师范学成归来，办起了新学。村里公款盖起了学校，规模格式都与老公馆一样，大家叫它新公馆。新老公馆在村子前面，像是两只通明的大眼睛，象征着大坪塘站得高看得远，龙脉好，人脉强，丁旺财富，子孙后代前程光明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