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县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举国上下形成各种大办高潮。如大办水利、大炼钢铁、大办交通、大办食堂、大办猪场……等等。处处搞大兵团作战，事事讲共产主义协作，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报酬。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中共新田县委遵循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本县实际，将20个乡(镇)合并为6个人民公社，332个大队合并为90个，3200个生产队并为448个。

此前，很多人认为，县的体制太小，不适应大跃进运动的需要，正在按照上级部署，开始酝酿合县问题。其时，由于头脑发热，不顾客观实际，说干就干。同年8月，双方县委在桂阳县城召开合县协作会，参加会议的有双方县委委员，部办领导。会议由中共新田县委书记刘跃、桂阳县委书记管仲迈主持。通过讨论协商，一致同意合县，定名为桂新县。会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严守纪律，服从组织分配，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为合县作出贡献。同时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克己奉公，不准循私舞弊，转移私分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准请客送礼，铺张浪费。

协作会议结束后，双方县委常委旋即研究合县后部办科局领导干部名单，按照组织程序，报请中共郴州地委批准后予以宣布。

1958年10月，桂阳、新田正式合县，在桂阳县城办公。1959年3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转发国务院通知：撤销新田县建制，将原行政区域并入桂阳，定名为桂阳县。并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刘跃任中共桂阳县委第一书记，孟昭鹤、王川飞、杨建松、叶明华、宋振远、盘祥根为书记（1960年2月，根据上级精神，县委第一书记改为书记，书记改为副书记）盘祥根任桂阳县县长，伍宝明、陈尔茂、李天民、鹿子敬、刘典蹯、肖定蓉（未到职）任副县长。1960年2月中共桂阳县委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孟昭鹤为县委书记、杨建松、叶明华、宋振远、刘守堂为副书记。

副县长伍宝明仍驻原新田县委机关大院，负责协调新田片各项工作。原桂阳县工行副行长杜宗汉负责新田县财贸工作。县委大院由商业部门开办招待所，政府大院由郴州专员公署开办干部文化学校。

合县期间，从县委领导到基层组织遵循党的教导，以大局为重，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协作。不闹派性，不搞小动作，大家一条心，一股劲，拧成一股绳，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金陵水库是在合县后，实现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这是一项伟大创举。其时由于“五风”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加之连续干旱，1959年以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分县

1959年9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队规模要恢复到公社化前规模。因而开始酝酿分县。1960年初，经中共桂阳县委研究，并报请中共郴州地委批准，成立中共桂阳县委新田工作委员会，由叶明华、刘守堂、张明琏、陈土贵、谢荣先、龚国庆等七人组成，叶明华任工委书记，下设工委办公室，龚国庆任工委办主任，配备工作人员七人，在中共桂阳县委领导下，于年初在新田县委大院办公。

新田工委在做好分县各项准备工作中，主要抓了如下工作。第一、召开各种会议，从上到下组织干部、社员学习人民公社六十条，宣传贯彻六十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二、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恢复原来社队体制，将6个人民公社调整为21个公社，90个大队调整为332个，448个生产队调整为3021 个。第三、分期分批解散公共食堂，恢复社员自留地、饲料地和家庭副业。第四、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千方百计解决社员吃饭和治病问题。

1961年7月新田与桂阳正式分县。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雷天任中共新田县委第一书记，宋振远、刘庆华、刘守堂任书记。张明琏任县长，李天民、鹿子敬任副县长。原调往桂阳工作的同志除少数因工作需要留下外，其余全部调回新田。所有大小单位均于7月份正式办公。

为了贯彻“精兵简政”原则，减少财政开支，减轻农民负担，县直属机关尽力缩减编制，46个单位，年未定编为282人，平均每个单位仅6人。其中党委机构6个，57人；政府机构21个，l56人；党群4个，l7人；公检法机构3个，52人。21个公社定编为304人，平均每个公社15人左右。

分县初期，新田财政经济拮据，驻城各单位房屋简陋，办公用具不足，水电短缺，有的同志连宿舍和床都没有。在困难面前，广大干部职工，体谅国家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从县委到公社干部纷纷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工作，从而调动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48687吨，比1960年增产35％，人平口粮由1 960年200多斤增至350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桂合县没有显示出大县的优越性，而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两县合并，人口达100多万，3000多平方公里。人多地广，难以领导，难以管理。还增加不必要的开支。如物资流向储藏保管转运。电话费、车船费、出差费每年要多开支几百万元。合县时新田的东西搬至桂阳，分县后搬回来，搬来搬去，运输费，什物搬迁损失费、房屋修理费、添置办公用具费，又要多开支几百万元。

合县分县还不同程度上造成人员思想波动，人人考虑自己的去向，同时酿成人与人的紧张关系。有的单位在分县时为争干部争物资分配闹得面红耳赤，个别单位甚至动手动脚。如有个工厂在分县时争抢食堂肉猪。桂阳厂方要把牲猪留在厂里，新田的要抬走，互相之间纠缠不清。结果桂阳的人抓住猪头猪耳不放，新田的抓住猪尾和后脚，争来抢去，硬是把猪尾扯断了，伤了感情，闹了笑话。

由于分县仓促，各条战线还存在许多遗留问题。1961年秋，新田县委书记雷天、副书记宋振远，组织部副部长王继汉，工交办副主任段满元，人委办主任龚国庆赴桂阳解决遗留问题。经过双方协商，将有关组织人事、财政、商业、金融、工业交通、物资分配等遗留问题，采取互让互谅的方式妥善予以解决。分县至此结束。

 (作者为原新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