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1937年说起。当年正在衡阳求学的新田县大坪塘村的蒋贤启，因家庭矛盾，断绝了经济来源，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半途休学。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他到了长沙，找遍了亲朋，在国难当头，时势维艰之时，虽有相助，并非长久之计。生活使一个毫无谋生能力又无思想准备的青年学子，陷入到有家不能归，工作无处找，生活无着落的困境中。

一天，他在长沙街头邂逅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九师教导大队队长的同村人蒋治英。按辈份，蒋贤启该称他为叔公。蒋治英系黄铺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军人。他对落难至此，有求于己的同村年轻人启发开导：日军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青年人要树立抗日救国之大志，学文不成可学武，读书不成可从戎。并介绍他立即去武汉投考军校，还送十块银元作盘缠，鼓励他要刻苦学习，练就真正本领，为国效力。真是喜从天降，蒋贤启不知如何是好，便一跪在地，向这位长者磕头：“叔公教诲，贤启永远铭记于心，我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刻苦学习军事知识，做对社会能用之人。所借十元，来日一定奉还。”蒋治英急忙将他扶起：“同村人，何必如此。”

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期间，两人天南地北，为公务、为生活而奔忙。蒋贤启铭记心头的要当面感谢恩人并还清所借款项的宿愿始终未能实现。蒋治英则抱着：“为善到人所知处乐到人不知处，更乐”的心态，连对家人也未谈及此事，况且，军务缠身，那能去记这区区小事。

1949年，蒋治英留在大陆，蒋贤启则去了台湾。一水相隔，两岸断绝往来。隔离越久，生活在台湾的大陆人，愈加思念故乡、亲人。比起别人，蒋贤启则多了一份后悔与担忧。后悔在大陆时，认为社会总有和平安定之日，那时再去拜谢恩人及偿还债务也不迟，谁料后来竟错过了机会；担忧的是，年纪年年增大，两岸和解却遥遥无期，今生能否实现心头的愿望？他要儿女们时刻牢记，大陆有个恩人，要感恩，要还债，父债子还，理所当然。

等啊等，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87年居在台湾的大陆人可以返乡探亲了。1991年，蒋贤启夫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住在新田城关镇弟弟家中。但蒋治英却在1989年9月离开了人世，他恨自己迟了一步，未能与恩人相见一面，当面感谢当年救助，指点人生道路之恩，内心十分歉疚与痛苦。幸好蒋治英长子蒋龙溪在新田二中工作，只能将欠债还给他了。二中与他所住的弟弟之家近在咫尺，那知在办这件事时竟出差错。那天，蒋贤启夫妇在看望了旧友之后，在去二中的途中发现准备用来还这笔旧债的500元美金短少了一部份，只得半途返回住处，使事情耽搁下来。

1993年，他们夫妇第二次从台湾回乡，先在桂阳县城下车。原来上世纪50年代末，蒋治英调到桂阳县工作，逝世后安葬在桂阳县公墓内。墓前，烛光摇曳，香烟袅袅，蒋贤启夫妇跪着，脸颊泪在流，握香的手在抖，贤启双唇微颤地说：“我们回来迟了……”现在只能这样来表达尊敬、感恩和思念之情。

这一次，蒋贤启夫妇与蒋龙溪谈及偿还旧债时，另一位回乡的大坪塘籍台胞蒋贤望也是力主办好这件事情的，他与一些在场的人，成为此事的见证人。

寒喧之后，蒋贤启将当年借钱，未能还这笔旧债的缘由以及因此而感到内心不安向蒋龙溪作了陈述，希能谅解。蒋龙溪略加思索后说：“1937年，我只有两岁，先父在世时，从来未谈及过此事。他经常教育我们亲固有困穷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给，不必言借。所以，我断定那十块银币，不是借给你的，是资助你去投考军校的，故不必言还，如果我收受这笔还款，有违父意。再则，钱是从先父手中拿的，他已辞世，也就算了。今天你把这件不为别人所知的旧事告诉我，对您的诚信、忠厚，我非常敬佩，钱，我是不能收的”。这一下，蒋贤启急了，连忙说：“当年令尊大人在一出而拯人之危时，没有回避，而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才有我的今天，我儿女的今天，真是恩重泰山。当年，我曾许诺，一定奉还借款，那能言而无信。如果我不还，我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我的后代。况且还款不多，只表心意，你若不收下，就是将来，我的灵魂也会不安的。你真的让我来生变了犬马，我再报还吗？”在场的蒋贤望等人也劝蒋龙溪：“你就收下吧，他们这次主要是为了了却一件心愿而回来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蒋龙溪只好收下2500元人民币。见此情境，在场人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