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虽然少不更事，但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当时，毛主席语录铺天盖地，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家家户户都置有摆放《毛主席语录》的“宝书台”。大人们不必说，就连刚入蒙的小学生也是语录本不离手，语录歌不离口，语录牌天天举着走。

“语录本”、“语录歌”、“语录牌”这三样东西成为了“文革”初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三件宝”。也由此引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来。

一天，我因为迟到，在上学的路上遇上了正往回走的同学们，说是今天不能上课了，班主任蒋老师被抓去附近几个村游斗了!“赶快回家吧!”同学们说。

望着离去的同学们的背影，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脸的惊讶和疑惑……

蒋老师不过五十岁，但看上去却像是六十好几的人了。他慈目善眉，说话和气，鼻梁上一副宽边的老花眼镜，更显得温文尔雅。他不但课上得好，二胡还拉得特别棒——“清汤水，苦菜花，手捧苦汤悲愤交加，手捧苦汤想起了阿妈”这悲惨而又凄怨的歌声，从他的二胡里流淌出来，如泣如诉，催人泪下……

他怎么会被抓去游斗呢?他犯了什么错误?

疑惑，在第二天的语文课堂上得到了答案。当上课的铃声响起，全班同学齐唱完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正待上课时，蒋老师突然问道：“同学们!昨天，你们看见我了吗? ”

顿时，全班鸦雀无声。同学们惊愕地面面相觎，教室内的空气一下子像是凝固了似的。

昨天蒋老师戴着“高帽子”在大雨中被游斗时的情景，像电影一样掠过我的脑际。

我鼓足勇气，结巴着说：“看……看……”。

“是的，同学们一定会看到我了，我犯了错误，我将《毛主席语录》放倒了!”

原来，我们上课前，都必须将《毛主席语录》端端正正地放在课桌的左上角，老师也不例外。不知是哪一天，也不知是疏忽抑或是眼睛老花的原因，蒋老师竟将语录本放倒了，被“好事者”告发，才交上了此“华盖运”。

那年月，我们每天都怀揣毛主席语录本，高举语录牌去上学。下午放学后还要整齐队伍，举着语录牌，唱着一首接一首的语录歌，喊着口号，沿着既定的路线围绕潭田村进行游行宣传。

真可谓“什么时候唱什么歌”。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歌可唱，有的也不准唱。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典爱情歌曲和电影插曲都在被禁之列，有的还被贴上了“靡靡之音”和“黄色歌曲”的标签。只有毛主席语录歌一枝独秀，虽然旋律有些单调，但内容还算丰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中的大部分语录都被谱上曲，编成了歌，加之毛主席的话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讲的都是革命道理，唱起来也是蛮有味道的。不论是在田间地头，也不论是男女老少，都能随便来上几段，有的还情不自禁地边唱边跳起“忠字舞”来。

最热闹的是学校或者是生产大队开会时，互相拉歌比赛，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会场成为了语录本、语录牌的世界，语录歌的海洋。

记得，我的语录牌上书写的毛主席语录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蒋老师常夸我语录牌上的语录选得好，针对性强，能够启发和激励同学们发愤读书。但负责片校“文革”工作的小组长老师却不买账。一次，他把我叫去，严肃地说：“你语录牌上的毛主席语录要撤下来，重新换写一条! ”

“怎么啊?蒋老师不是说我的语录选得好吗? ”我争辩道。

“蒋老师是什么人?他出身富裕中农家庭，是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他故意倒放《毛主席语录》，便成为了我们的敌人!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正因为蒋老师说选得好，才叫你换写一条!懂吗?”他有些激动了，声色俱厉地吼道。

从此，我的语录牌正面便换上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毛主席语录。而在语录牌的背面，我却用“小号”字仍然写上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

我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蒋老师的尊敬和同情，还不如说是对毛主席的这段话依依不舍，情有独钟。或者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