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留守儿童的人数激增为两千多万，而一些有关留守儿童的极端案例的集中出现，更是以一种令人惊悚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我们有可能漏算了一代农村儿童的代价。本书共分三篇：“缺位篇”从家庭、学校、社会——这儿童赖以生存的三大环境，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缺失，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生存困境，揭示了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频发的根源。“悲情篇”则以饱蘸伤痛的泪水，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意外伤害问题、少年犯罪问题等诸侧面，以活生生的事例，给所有人以警醒——解决留守儿童生存环境问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救赎篇”则从多侧面反映了党和政府针对留守儿童问题所做的努力，和各界人士的建言献策及作者的思考。

第1节：序 问题、使命与奉献

问 题、使 命 与 奉 献
------《世纪之痛》之序
张国祚

　　2006年，我应邀给鲁迅文学院第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讲过一课。课后，作家阮梅送来自己的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书稿，请我"批评指正"。我应酬地说："好，如有时间，我一定拜读。"其实，我自知琐事缠身，没有空闲读文学作品，无非说句客套话而已。然而，毕竟书名很有吸引力，在回程的车上我禁不住翻了翻书稿。没想到这一翻就放不下，一气儿把它读完了。我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所震撼，我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所折服，我为作品的文学魅力所感染，我为《世纪之痛》的真知灼见所鼓舞。

　　《世纪之痛》不是无病呻吟之作，它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告诉读者，中国农民是伟大的，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伴随农民工进城潮的兴起，农村2000万留守孩子的命运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虽然也有少许留守孩子成为自立自强的优秀典型，但多数留守孩子的处境实在堪忧。由于父母亲情长期疏离、学校偏向应试教育、社会影响诸多不良，民工自身缺知少识，安全教育疏于形式，法制环境不够健全，心理沟通缺少渠道，关爱机制尚未形成，所以在一些留守孩子群体中滋生许多令人揪心揪肺的案例。那些弱小无助的留守孩子，或发生不该发生的意外死亡，或导致本可避免的终身伤残，或性格孤独怪异，或抑郁悲观，或自艾自怨，或自暴自弃，或堕落沉沦，或违法犯罪。如果我们党和政府不解决好这两千万留守孩子的问题，那么未来的中国不知会增添多少难以预测的负面因素！《世纪之痛》的厚重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警世意义。

　　《世纪之痛》告诉作家，文学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不是孤影自怜，不是孤芳自赏，不是匍匐权贵脚下的奴颜，不是垂涎富翁指缝间的乞讨，不是沉溺少数人情感世界的纠葛，也不是猎奇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而是要具备自觉关注底层大众民生的良心和责任。作者以母爱的天性、作家的良知、社会活动家的敏锐和拓荒者的勇气，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历时数年，跋涉百县，深入基层，走访农家，到学校座谈，发问卷调查，写书信答疑，进看守所探视，同1600多教师和1900多留守孩子倾心交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梳理问题，指出危害，分析原因，找出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艰辛努力，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自费的"业余"行为，着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更让我赞佩的是作者关于作家社会责任的精论，她说："作家首先应该是不畏艰险的社会活动家，应该以关心社会命运为己任，应该是唤醒社会良知的号角，应该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旗手。作家着笔泼墨，就应该如同天石坠深潭，掀起一池水，高扬其清，直击其污，让灵魂受到真善美的洗礼，让心路远离假丑恶的羁绊。为此，同样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和魄力。"

         《世纪之痛》作为报告文学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关注民生、选题重大。文学的题材广阔无比，凡是人类思维所及之处都可以提炼文学的题材。但是各类题材确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缓急之隔。越是重大而紧迫的题材，越是关系更多人切身利益的主题，越能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因而也就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世纪之痛》所以能迅速引起各方关注，并被中国作家协会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同时列为200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篇目，原因正在于此。

　　二是饱含真情、熔铸大爱。文学应该是大众的精神大餐，文学应该把人民作为母亲。没有大众，文学就会失宠、失业；离开人民，文学就会失去营养源泉。因此，文学对人民大众必须满怀真情挚感，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哀其所哀，痛其所痛，善其所善，恶其所恶，美其所美。《世纪之痛》所以能给读者以心灵震撼，正是因为它对广大的农民工和留守儿童倾注了感人肺腑的真情大爱。

　　三是观察敏锐，分析得当。报告文学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要善于去伪存真，避虚就实，梳理出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进行剖析，并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世纪之痛》的作者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所得第一手材料非常丰富。但是，作者并未有文必录、有事必陈，而是从家庭、学校、社会的不同空间透视留守孩子的困境，又从亲情、友情、性格、心理、教育、法治、舆论和政策等不同角度分析留守孩子问题的症结，然后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四是文风清新、引人入胜。语言的魅力在于其感染力、冲击力和穿透力，这也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取胜之道。那种平铺直叙、毫无艺术构思的语言，很难吸引读者眼球；那种晦涩难懂、故弄玄虚的语言，往往使读者不知所云；那种过度夸张、大而不当的语言难免让读者觉得是危言耸听；那种古板拘泥、如发文件式的语言，极易令读者有似曾相识、视觉疲劳的感觉。《世纪之痛》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它以生动鲜活而恰到好处的文学语言述说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题材，令人警醒，令人心动，激人关注，给人希望。掩卷而思，读者不能不为留守孩子的处境而忧心，不能不为问题查清了原因而释然，不能不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欣慰。

　　总之，鲜明的问题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勇敢的探索精神、博大的挚爱真情、深刻的理性思考、优美的文学语言，均为《世纪之痛》增色加分。

　　当然，《世纪之痛》在素材遴选、逻辑架构、修辞分寸等方面，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但是，一位青年作家完成时效性如此强的报告文学，驾驭如此重大的主题，而能达到如此境界，确是难能可贵；瑕不掩瑜，当不必苛求。何况我的观点亦属见仁见智。

　　（作者系中共中央宣传部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